我們常在作家、紅學研究者梧桐家的小花園裏賞花、品茗、飲酒、談玄，戲稱這裏是“蘇格拉底廣場”。
這一次相聚隻有梧桐、恒誼和我三個人。
在咖啡因激勵下，我的意識流閃流到了我的好友——當代中國頗有知名度的一位哲學家朋友那裏，想起他曾對我說過的一個“中國式學者焦慮”。他說，我弄了一輩子哲學，都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地解析、傳播別人的問題，如康德的問題，黑格爾的問題，海德格爾的問題，伽達默爾的問題，德裏達的問題……幾十年下來，著書立說，贏得學界點讚、社會抬舉，似乎功成名就了。可是突然有一天早晨醒來跳出了一個驚駭的問題：我的“問題”是什麽呢？沒有自己的問題還能叫思想者嗎？倘若是真，豈不“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好一個“我的問題是什麽”之問！
平日裏我們這幫人好讀書，愛想事，那麽我們的問題又是什麽呢？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套用蘇格拉底的一句話說，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
那就隻好放下不表繼續焦慮去了。
接著往下是在酒精之翼上胡思、胡說。三人盤旋在“蘇格拉底廣場”上逍遙遊起來。
嗨，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嗎？今天運氣不錯，有點像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那樣，三人隨機撞擊，好像撞擊出了“自己的問題”的一點點苗頭來了：
為什麽生命進化到有性繁殖之時要設計死亡程序？生命的延續隻能靠再生，那麽“死亡——再生”除了有生物學意義之外，是否還會破壞人類文明的累進式遞升？如果是，那機理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