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製雖然早已滅亡，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來始終沒有消失——被中國人庸俗化的“教育改變生活”。同時，一個更大的悖論在等著我們：中國人利用教育（包含國際教育）“上位”的最終結果是成功嗎？
在留英海歸的校友聚會上，你總能發現英國大學官方會笑容可掬地把一些“成功”人士請到台前，向校友、媒體誇讚一番，讓“小字輩”的海歸豔羨、追捧一番。
這裏的“成功”人士的標準一定是功利的：政府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國內大學副校級以上高層、私人公司董事長、上市公司董事、事務所合夥人、全球500強高管、最差也是個某某單位部門總監或主任什麽的。
名頭大的校友讓英國大學臉上有光，日後找中國人捐助一下也有渠道。
約定俗成的“成功”就是以“名頭”來區分的。西方人也是這樣定義的，所以沒有名頭的就是nobody（什麽都不是）。用心理學家的話說，就是所謂“身份認同”。
“名頭”與“身份”把社會劃分成不同的階層，層級高的統治層級低的，基本社會結構幾千年來是沒有本質變化的。
如此清晰的社會規則，對人的**力很大，特別是對身處惡劣的社會環境、天性又喜歡投機的中國人來說，爬向更高的社會層級是毋庸置疑的，至於如何實現這種“升級”，卻有著不同的路徑選擇。
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很早就把教育與社會地位的升遷結合在一起。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曾在他的巨著《曆史研究》中，對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就開始推行的察舉製大加讚賞，認為中國人在兩千年前就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文官製度。
而所謂察舉製的核心，無外乎知識（舉秀才）與道德品質（舉孝廉）的考核，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中的重要參考指標。
後來發展起來的科舉製，最終確立了教育在社會層級競爭中不可動搖的地位。“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巨變，全靠“讀聖賢書”的教育理念和實踐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