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用耳目是為獲得真實情況，又知道耳目有時蒙蔽人，反倒得不到實情，所以對他們也非絕對信任。他深知用耳目，有利有弊，要善於利用他們，要能夠識別真偽，獲得真知灼見。是用耳目，而不是為耳目所用，這是他區別於一般平庸君主的地方。
雍正製馭官員的許多手段中，有一種是利用奏折製度。這一製度，產生於康熙年間，而雍正把它製度化，乾隆以後繼續實行。而雍正朝實行最有成效。它的辦法是，皇帝允許地方大員，中央派出的官員和皇帝特別準許的地方中級官員書寫秘密奏折，直接送交宮中，不必經過內閣，所寫的內容是地方情況、官員、民間風俗、社會問題以及寫折人的個人私事，或者各項建議，皇帝閱覽，往往在奏折上用朱筆寫上批語，給予指使，準許什麽，不許怎樣，皇帝因不是正式上諭，可以隨便一點書寫，官員得到朱批允許，再寫題本，送內閣轉呈皇帝，所以秘密奏折是官員和皇帝討論政事的文書，因有皇帝朱筆批語，又叫朱批奏折。
康熙間的儲位鬥爭及其在雍正初年的延續，造成雍正了解官民動向的迫切性，增強對官僚控製力的迫切性。秘密奏折製度，在官僚的職責範圍以外，使他們互相告密，迫使他們彼此監督，各存戒心，不敢放膽妄為，不敢擅權，因而對雍正更存畏懼之心，做忠順的奴才，而雍正則可從奏折中窺見臣下的思想、心術以至隱衷，因之予以鼓勵和教誨，這樣多方聯絡，上下通情，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控製臣下。
奏折製度，就其密察官員講，也是一種告密製度。告密，是一般人所反對的，因為這是不正當的。康熙初行奏折，能夠有資格寫奏折的很少，保密程度也高，沒有引起多大反響。雍正推廣奏折製，就出現反對勢力了。他在責備楊名時將奏折朱批敘人題本時，說楊犯錯的根本原因。是“其心中以為不當有密奏密批之事耳”。透露出不滿奏折製度的力量的存在。他死後一個多月，謝濟世代替伯爵欽拜書寫《論開言路疏》，提出“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的呼籲，而所謂言路之弊就是奏折告密。疏中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不知主名，被告無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因此“請自今除軍機外，皆用露章，不許密奏。”謝濟世和欽拜的發難，是乘雍正之喪，代表反對奏折製度的勢力要求取消這一製度。據說該疏得到乾隆的首肯，然而新君實際堅持實行奏折製，並於十二年停止奏本的使用，進一步肯定了奏折製度。總而言之，奏折製度下官員互相告密，使他們本身具有特務性質，但這種製度把官員秘密言事變為做官的職能，變為本職工作的一部分，他們不是專業的特務，把特務的職任寓於一般官職之中了，這是奏折製下官僚政治的一個特點，因此，雍正政治不宜於視為特務橫行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