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領導在這浴血的“紅五月”相繼壯烈犧牲的時候，在上海一條弄堂裏的一個“亭子間”樓上，一個學生模樣的瘦弱年輕人接連幾天在廢寢忘食地埋頭奮筆疾書著。他就是被劉願庵派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的四川省委秘書長牛大鳴。
牛大鳴全憑記憶，將省委領導向他交待的各方麵情況有條有理地寫了下來。他並不知道，在他寫下這些文字時，曾向他詳細交待匯報內容的劉願庵等領導同誌，已經被軍閥劉湘殺害……
在這份中共中央於1930年5月21日收到的報告中，總結四川黨內存在的問題時，有這樣一段值得注意的話：
各處指導機關的直屬支部生活沒有，以致內部工作同誌生活腐化，講戀愛，脫離政治生活。譬如此次省委破壞，告密的兩個同誌都是為了戀愛問題不能解決，要想找一個經濟的出路。
牛大鳴是在浩池街事件之前由劉願庵派赴上海向中央作報告的，此前省委遭到的打擊有穆青被捕和李鳴珂遇難兩次，而李鳴珂被捕不是因告密所致，因此這裏所說的“此次省委破壞”，顯然是指穆青被捕一事（劉願庵在四月裏給中央報告穆青被捕情況時也是稱之為“省委被破壞經過”）。
穆青的被捕，明顯是鄒雲芳的出賣——穆青從獄中寫給四川省委的密信也具體說清了這一點。但為什麽牛大鳴報告中卻說是“告密的兩個同誌”？是否指的是鄒雲芳夫婦二人（鄒妻楊劍寒也是中共黨員，隨同鄒雲芳一起叛變投敵）？但是說他們叛變是“為了戀愛問題不能解決”又有些費解，他們已是夫妻，還有什麽“戀愛問題不能解決”？
從“要想找一個經濟的出路”這句話來看，是否可以理解為：鄒雲芳夫婦二人是厭倦了緊張危險的農村地下鬥爭生活，要想在大城市裏建立一個戀愛的安樂窩，但缺少錢財，因此“為了找一個經濟的出路”，便不惜出賣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