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除夕之夜，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桂林飛抵香港啟德機場，從機上下來的乘客中，有著名左翼作家、共產黨員夏衍。他是因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在得到十八集團軍桂林辦事處負責人李克農的通知後，撤退到香港的。在此前後，內地不少文藝家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精心安排下撤到了香港。
一天，紅岩嘴收到一份十八集團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發來的電報，其中談到對文藝家們的一些看法，特別是說到對夏衍有些“不敢相信”，不同意讓他參加支委工作。
周恩來讀著電報，不禁皺起了眉頭。思索片刻，他起草了一份給在香港的南方局委員、十八集團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誌的電報，電報中先以勉勵的口氣說：“三個月來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見你的繁忙。”接下來就嚴肅指出：
不過我們仍要向你提議對待文化戰線上的朋友及黨與非黨幹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戰前的眼光看他們，因他們已進步了，已經過一次考驗了；第二不能拿抗戰前的態度對待他們，因他們已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從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第三，我們也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去要求他們，因為他們終究是做上層統戰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習氣和作風，這雖然如高爾基、魯迅也不能免的，何況他們乎。
在這份電報中，周恩來還具體談了對待文藝家們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問題，懇切地說：
毛主席告訴我們要重視這支文化戰線上的力量，因為他們正是群眾革命精神宣傳者和歌頌者，我這一年來在此收獲不少，希望和建議你們本此精神做去。
周恩來自己，正是“本此精神做去”的，這個精神，就是把文藝家視作“群眾革命精神宣傳者和歌頌者”，給予充分的理解、信任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