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又踏上了完全陌生的旅途。
他這次巡視，途經永川、隆昌、榮昌、自貢、宜賓、納溪、瀘州、合江、江津，走了一大圈再轉回重慶，陸路大多是步行。水路則由各地地下黨組織安排搭乘木船。
無論是獨自走在從未走過的川南丘陵間起伏蜿蜒的小路上，還是坐在狹窄的船艙裏，他都精神飽滿，以充滿新鮮感的眼光觀山望景，有時還吟詩作樂。每天他都堅持將沿途所見所聞及自己覺得滿意的詩寫入隨身攜帶的日記本裏。在船上無事時，還可以看看書報。
天氣已是秋末冬初時節，他身上隻穿了件毛線衣，外罩陰丹士林布長衫，背一個捆成棒槌狀的小布包袱，內裝兩套換洗衣裳及牙粉牙刷。他貼身內衣口袋裏放有5塊銀元作為備用。另外有拿一塊大洋換成的當五當十的銅錢若幹作為零用。他不抽煙不喝酒，夥食簡單，開銷極少。若是乘船，與船工一起吃船上夥食，一碗“帽兒頭”（堆成帽狀的米飯），一碟鹹菜，一碗豆腐湯或雞蛋湯，總計不超過1毛5分錢。
不過，文強的川南之行決不等於是自費旅遊。
他還麵臨著嚴峻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
一份保存至今的曆史文獻使我們得以了解到文強這次巡視的許多情況。
1930年12月16日，文強以乃智（即萊之）的化名向中共四川省委寫出了川南巡視報告。這份長達萬言的報告，經曆了複雜的曆史變遷，竟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了。
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到，當時川南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
川南行委（即“立三路線”全國大暴動時期共產黨與共青團及工會組織合並後的行動委員會，報告中簡稱為“南行”）領導骨幹被捕後，“指導機關就等於失了作用”，自貢地區原有同誌一百零幾人，現在減少至三分之一。“問負責同誌也答複不出來原有同誌到哪裏去了。工會組織完全等於倒台，一個工廠委員會，一個工廠支部都沒有。黨的軍事工作完全等於放棄，不但沒有新的發展，連榮縣所有七個士兵支部完全倒台。”“南行飛速通信的關係都失掉”，“從南行主席團的同誌一直到每個支部的同誌，都感到沒有辦法……川南黨的生活，自然要死不活，整個黨的組織是破碎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