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以來，文強這是第二次被捕。
前一次是在南昌起義時，他奉命去迎接武昌警衛團前來南昌會師，在偷渡贛江後被張發奎的部隊逮捕。但那一次他沒有暴露身份，因而未遇到危險。
這一次情況就不同了。
還在1930年初，文強剛到川東遊擊區不久，《國民公報》曾刊載過一條重慶民眾社消息，題為《共黨兩首領到渝：文強 李鳴珂》，文中稱：
共黨近來時局變化，在各處活動甚力，其在四川，尤注意重慶。蓋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為四川各地冠了……刻中央所派之四川省委書記即委員長文強，業由湘抵渝。按其省黨部早已移渝，現不知匿居何處……
雖然這一則消息並不確切，但也可見文強在當時四川境內的名聲。
不過，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並不知道文強此時在共產黨內的身份，隻知道他在川東參加過李家俊領導的一路紅軍，“為患川陝邊”。而李家俊起義的地區又是另一軍閥——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的防區，不屬劉湘的二十一軍管轄範圍（這也是劉湘防區內的地方報紙可以刊登揭露劉存厚暴政和讚揚李家俊起義軍的消息的緣故），也因此，特務們對文強的情況不可能有什麽了解。
文強從特務們的問話中摸清了這一情況，便一口咬定自從李家俊紅軍失敗後，他就已脫離了共產黨，不願再涉足政治。對這一段時間的情況，他隻說是輾轉秦嶺、巴山，又經達縣、渠江、開江、墊江、長壽等地返回重慶，到處尋職謀生。這才剛到重慶，準備在此另謀職業，與共產黨已中斷組織聯係一年多了。
因為他走過這一路線，所以說起來頭頭是道，毫無破綻——隻把時間拉長了一些，而這是特務們無法核實的。
再加上文強長期在外奔波，居無定所，養成了總是隨身揣著牙刷牙粉的習慣，剛一被捕就被特務們搜出來了（牙粉已被雨水浸濕）。這也使特務們相信他是才到重慶，尚未居住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