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爭論會有什麽結果呢？
羅世文是能直接閱讀俄文版列寧原著的，被共產黨人奉為革命導師的列寧，在其重要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專門就應該有“必要的妥協”作過精辟的論斷。
列寧在談到俄國十月革命後為贏得喘息時機而由他力排眾議堅持與德國帝國主義簽訂的那個“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時，針對一些“左派幼稚病”患者對他的指責，舉了一個通俗的例子：
假定你坐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錢、身份證、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於是你從強盜的光顧中脫險出來。這當然是一種妥協……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沒有發瘋的人，會說這種妥協“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的人是強盜的同謀者（雖然強盜可以坐上汽車，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
列寧在這部著作中還特地用了整整一章來論證“不作任何妥協嗎？”這個問題。他尖銳地抨擊那些“左派幼稚病”患者拒絕任何妥協的態度是像小孩子一樣“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認為“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革命階級的政治家不善於實行‘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顯然不利的戰役，那就是毫無用處的人。”
其實，在顯然不利的形勢下實行必要的妥協，這種認識應該是任何有著正常思維的人都應有的常識。
當時羅世文與文強的戰友，四川的一些共產黨領導人、革命烈士，在被軍閥當局逮捕後，就並非“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樣“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隻知道一味做出“渾身是膽雄赳赳”的英雄狀。
從二十一軍特務委員會留下的年度報告中可知，在文強事件之前已經壯烈犧牲的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幹部中，除劉願庵、鄒進賢、程攸生等人是在開常委會時被當場逮捕並搜繳大量文件，無法否認身份外（即使如此，劉願庵等人仍未承認真實姓名），其他如李鳴珂、穆青、牛大鳴等省委領導幹部，都無不有過以假口供與軍閥當局虛與委蛇的經曆——盡管李鳴珂是在製裁叛徒後軍警包圍搜捕中在現場被捕，穆青、牛大鳴都是被認識的叛徒當麵指認逮捕，但他們仍然拒不承認自己的真實姓名或身份，都要編造一套看上去不僅毫不慷慨激昂甚至還顯得有些“喪失原則”的假話以作“招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