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就在“社論事件”之前，一天文強到省財政廳采訪歸來，走在中山東路上，意外見到一輛飛快駛過的人力車上坐著廖宗澤。他急忙招呼，廖宗澤聞聲趕緊停車下來。
兩個老同學、老戰友幾年未見，生死不知，突然異地重逢，真是高興萬分。廖宗澤聽說文強在辦報紙，便說他們又成了同行，他也在一個軍事雜誌社當記者。
因廖宗澤要趕乘火車去武漢，不及細談，文強給他留下了地址，約定下次再見。
十多天後，廖宗澤帶著妻子勞雅文和1歲多的女兒來到長沙，住到了文氏世館。這時，文強與他才有時間暢敘別情。兩人談至半夜，意猶未盡。
文強這才知道，廖宗澤在他出川後不久，也離開了四川。
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軍事幹部，廖宗澤在“立三路線”時期就對左傾領導不顧條件蠻幹硬拚以至拚光“家當”深為不滿，而推行王明路線的中共中央反倒批判“立三路線”的右傾，要求各地黨組織的工作要更加左，他們當然更無法接受。
四川省委對文強事件的處理，也使廖宗澤寒心。他與羅世文的衝突自然是難免的。
他對文強抱怨說，再這樣搞下去， “不死於盲動政策，也會死於整人政策”，因此他不想在共產黨內再幹下去了。
正在這時，因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矛盾上升，國內抗日救亡呼聲高漲。已先行離開四川的另一個黃埔同學、曾在四川與文強和廖宗澤一起從事兵運工作的中共軍事幹部陳遠湘，從南京來信告訴廖宗澤，蔣介石已發話，黃埔同學隻要願意歸隊為國效力，都不計前嫌，不追究過去活動，不要求悔過，一律安排工作。
於是，廖宗澤也離開了四川。到南京黃埔同學會報了到。
曾長期主持黃埔同學會工作的曾擴情多年後回憶：
蔣介石在對閻錫山、馮玉祥戰爭結束後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個“自新同學招待所”，並派我為招待所主任……公開宣布：凡屬黃埔同學，無論參加過任何反蔣集團的活動，隻要悔罪歸來，決不追究既往，並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從優。前後約半年時間，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計：共產黨同學餘灑度、陳烈、韓浚、廖宗澤等十人左右；參加“改組派”的同學郭仲容、陳遠湘等四十餘人……蔣介石並分批召見了這些人，每召見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對共產黨同學頗為客氣，毫不追問共產黨的活動情況，隻問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況，望他們今後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