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社租用了法租界呂班路一座三樓三底洋房作社址。正當此時，一位湖南同鄉，黃埔軍校六期同學王力從杭州前來報到。文強便對他談起，文友社要有一個看大門兼作收發的人，希望他能屈就，既不暴露黃埔軍人身份，又要裝作無所作為、低三下四的樣子。
王力舉手製止他作進一步解釋，爽快地笑道：
“怎麽說就怎麽辦。愛國工作必當臥薪嚐膽。”
王力的右足在作戰時負過傷，走路微跛。外人很難想到，這個瘸子看門人，竟是文友社這個反間諜機構的實際負責人。甚至連特務處派來的兩個女“記者”都沒有想到此人會是她們的頂頭上司。
兩個女“記者”，一個叫安占江，東北姑娘，曾在北平警官高等學校受過訓練。另一個叫吳憶梅，曾是《上海晚報》記者，在中央警校受過訓練。文強要求她們不要逞能，在受訓練時學會的騎馬、射箭、打槍等本事都不能暴露出來。
既是“文友”，就還得有對方的人。那個日本教授通過程克祥介紹來的三個記者，顯然是日方間諜。
為了證實這一點，文強故意說，為了確定工資待遇，要進行考核，審查資曆，還要有可靠的保證人和保證金等等。
那三個“記者”一聽就慌了，連說他們是來為愛國盡義務，寧可不要報酬，考核等等就免了。
文強見他們不打自招地露出了狐狸尾巴，心中暗笑。
為了不讓日方懷疑，對兩位女“記者”仍由程、彭二人進行了考核。日諜對兩個姑娘從未產生懷疑，她倆以記者身份混入同文書院和日本海軍俱樂部，獲取了大量情報資料。
文友社的司機也是日本教授介紹來的日本人。王力多次向文強談起此人很狡猾，難於對付，要設法換掉才好。文強同兩位女記者商量，她倆想出“以毒攻毒”的辦法，在日本方麵散布流言，說此人看不起中國人，太傲慢，像個日本浪人。引起議論紛紛。日本方麵就主動將他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