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早早地來了。依然在林園，在三號樓那間會議室，為著繼續從上午正式開始了的國共談判。可是，當習習山風卷去了歌樂山麓最後一抹雲霞的時候，不知為什麽，他的心裏也頓時暗淡下來。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那天，他也這樣一個人悶在房間裏，佇立窗前。當然，那是在他家裏，上清寺附近的桂園。當蔣介石乘坐的敞篷汽車，在文武百官的簇擁下緩緩從德安裏官邸開過來的時候；當爆竹炸響，彩旗呼啦，與人們的歡聲大作此起彼伏的時候；當路旁的幾十個挑水夫，居然置幾十擔水桶而不顧，紛紛跑到馬路中間舉扁擔相舞的時候，他開先還隻是閉了閉眼睛，以後索性把身體完全轉過去了。
是的，如果說抗戰結束便意味著內戰開始的話，張治中是不願意看到剛才的一切的。那炸響的爆竹，多麽像出膛的子彈；那呼啦的彩旗，多麽像轟鳴的炮火；而那相舞著的扁擔，簡直就是陣地上拚殺著的長矛與大刀……
為著這不願意看到的一切不再看到，他做到了他能夠做到的一切。
然而，從上午開始，當國共談判尚未進入實質性內容，便有了好一番唇槍舌劍的論戰的時候，他那抑鬱的憂慮之感非但沒有得到絲毫解脫，反倒變得愈加沉重了。
他自然無意責難毛澤東。用他事後的話來說，“在一九四五年前，我對毛澤東沒有什麽印象。相反，由於國民黨的欺騙宣傳，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麽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但自從一九四五年八月我第一次到延安（接他來重慶參加國共談判）會麵之後，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張治中更不能怪罪蔣介石。下午談判，這位委員長倒是來了。可是，忽兒蘇聯，忽兒美國，好不容易提到了中國的事情，卻是一句“聽說潤之先生想住到城裏麵，那又何必呢？這裏既涼快又安靜，就過夏而言，恐怕重慶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