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什麽，赫爾利整整熬了一個通宵，方才寫完了向美國國務院呈交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其實，在案頭工作方麵，他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快手。去年年底，他給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卡特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篇幅雖然是剛才提到的那個報告的兩倍，但時間隻花了完成後者的一半。
這似乎與內容有關係。
在私人信件中，赫爾利以滔滔不絕的筆底波瀾，描述了史迪威離職和他自己擢升的重要意義。那熱情奔放的言辭，那斬釘截鐵的保證，仿佛他比蔣介石還要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國民黨的事業。對於中國政治衝突的性質，他則懶洋洋地說，共產黨人不是問題的所在，他們不過同國民黨人一樣，是一批與意識形態無關的權力爭奪者。於是，他誇下海口道，不到一個月他就可以完成‘在現政府領導下統一中國’的光榮使命。
然而，大半年了，赫爾利的胸膛上既沒有增加一枚勳章，肩膀上也沒有增加一朵星花。恰恰相反，他在中國的行為和這種行為的性質，使美國輿論界產生了許多令人憂慮的問題。他是不是在沒有得到充分授權的情況下一意孤行，先斬後奏？他是否僅僅是一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笨蛋，一個最後招致不幸結局的冒充大人物的拙劣醜角？在一定的意義上，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赫爾利需要對他所麵臨的挑戰進行反擊。而寫給國務院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便成了他緊緊握在手中的武器。因為至少在他看來，隻要在報告中盡量突出談判雙方已經取得的成果，那麽不僅表明國共兩黨是相安無事的，而且表明中美關係也是相安無事的，從而最終達到表明自己簡直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化身的目的。
不過，當願望和現實並不是一碼事的時候，做起來就十分困難了。赫爾利咬破筆杆，絞盡腦汁，始得以駐華大使館的名義，在那份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