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錫麟
巴山雄，渝水勁，相與托起一座曆史文化名城——重慶。
聚眾成邑，重慶巍然屹立在長江與嘉陵江的交匯處，已經曆了大約3000年，它在古代所穿越的最壯烈的歲月當屬南宋末年的釣魚城保衛戰，那麽它在近代所創造的最輝煌的曆史，就非抗日戰爭時期莫屬了。而且後者較之於前者，意義更加重大得多，影響也更加深遠得多。
那段時間內，重慶有史以來第一次，迄今仍是唯一一次成為全中國的政治中心。1937年11月20日，時在南京的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重慶代替南京成了中國的戰時首都。曆時8年又5個半月，直到1946年5月5日還都南京，重慶這一地位方告結束。這期間，1940年9月6日所發布的另一道《國民政府令》，又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曆史9年2個月又24天，直到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軍進占重慶，重慶的這一地位方告終止。戰時首都和永久陪都，兩個概念雖有關聯，並非同一，不能籠統稱陪都。像這樣既是首都又是陪都，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裏，沒有第二座城市可以比肩，重慶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作用也沒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代替。
與此相應，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又是大後方的軍事指揮中心和經濟中心，而且包括第十八集團軍在內的各個集團軍都在重慶設有辦事處。經濟上，以兵器工業為中心，以重型工業為重點，內遷至渝的企業多達243家，占到全國內遷企業的54%，全川內遷企業的93%，商業、金融、交通運輸乃至對外貿易都舉足輕重。文化上，全國一流的教育、文藝、新聞出版和科學技術機構及人才大量薈萃於重慶，其盛況不僅前所未有，而且後亦無二。1942年1月3日以降重慶進一步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遠東戰區指揮中心，並因之而聲名遠播。五大中心集於一城，無論對中國，對世界，重慶在那段時期做出的貢獻和犧牲，都是與其地位和作用相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