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覺
1946年春天，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重慶張家花園文協（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後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重慶分會）附近一家茶鋪裏，我第一次見到不久前從延安調來重慶的何其芳同誌，在座的有艾蕪、沈起予和詩人力揚。我這個在國統區做過幾年文化工作的年輕地下黨員，以往每當某些公開場合見到認識或不認識的《新華日報》的人，總不免於內心激動，在心裏輕輕地呼喚著“同誌”。這天瞅著茶桌對麵的何其芳同誌，心情就更加不能平靜了。雖然以前也讀過他的一些詩歌和散文，為他優美的文字所折服，但當見到作家本人時，我想得更多的卻是日夜向往的延安。三十五歲的其芳同誌，他那胖胖的身軀，寬寬的額頭，容光煥發的圓圓臉龐，不知怎的，我總是嗅到了那陌生而又親切的延安“家”裏的氣息，像一股暖流似的流過心房。從他濃重的萬縣口音的言談中不時發出的爽朗的笑聲，顯示出他坦然的性格和走上另一戰場充滿信心的戰鬥豪情。
1946年是國內形勢急劇變化的一年。這年春天離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已有半年了，國民黨政府已遷往南京，這個曾被他們命名為“陪都”的多霧的山城，仍留下抗戰時期為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大大小小的發國難財者們製造的畸形繁榮和破敗不堪的景象。繼“滄白堂”“較場口事件”之後沉寂多年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往何處去這個為廣大群眾關心、憂慮的動**局勢下開始重新活躍起來。抗戰時期大批集中於此的文化界人士，不少人都已先後離開了，文協總會也遷走了。其芳同誌於頭一年來過一趟重慶，這次黨中央派吳玉章同誌來渝主持四川省委，調其芳同誌到省委負責文化工作，在抗戰時期南方局打下的工作基礎上團結文藝界開展新的鬥爭。其芳同誌來到重慶以後，首先接替了邵荃麟同誌主編的《聯合特刊》（過去在重慶出版的《中原》《文哨》《文藝雜誌》《希望》因勝利複員停刊而用此名）。由於力揚同誌的推薦，從這次見麵以後，我就作了其芳同誌刊物編輯工作方麵的助手，以後經其芳同誌建議又讓我擔負了文協重慶分會的具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