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覺
我是土生土長的重慶人，腦子裏自然有著太多的我與重慶的記憶。而在此刻縈回於我腦際的，則是多年前我在夫子池、臨江路和張家花園時的一些往事。
1927年“三三一”慘案後兩三年，我已是低年級的小學生了，每天挎上書包到夫子池文廟上學。一次散午學後，我們一群小夥伴打鬧著走出校門，為大街上見到的情景驚呆了。當年我們的革命誌士被一列士兵從大梁子經夫子池押往通遠門外刑場英勇就義。淒厲的號音，革命誌士們拚命呼喊的口號聲，久久留在耳邊，不能抑製我幼小心靈的震顫。
我在十歲出頭那陣，結識了兩位年長的同學，他們大概是鄉下來的孩子。兩人帶我去到他們那間黑洞洞的陰暗潮濕的寢室，點燃油燈，其中一位從木箱裏取出一張從書報上剪下來的人像指給我看，我問他是誰，兩人幾乎同聲道出：“馬克思！”接著，其中一位還說：“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三三一”慘案引起巨大的震動，一些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為之憤懣。數年後，北上紅軍到了通南巴。紅軍的影響，使我兒時對共產主義的一些不理解，化為了莊嚴、神聖的崇高感，融入我青少年時代對人類理想的執著追求中。
抗戰後期我走上文學書籍出版工作崗位。出版社是在生活、新知、讀書生活三家黨直接領導的機構已難於出書的情況下，根據南方局化整為零分散作戰方針的指示而辦起來的幾家小出版社之一，實際的領導人是葉以群、黃洛峰同誌。
在出版社期間，我所知道的一位青年作者的一段經曆也很有意思。1945年初，以群介紹我認識了這位與我年歲相當的青年作者，他剛從淪陷區上海隻身來渝。他隨身帶了一部長篇手稿《上海二十四小時》。在當年複雜的鬥爭形勢下，開初，以群同誌因弄不清其來曆感到不好接待，看了他的手稿後就毅然決定為他出書，還幫助安排他的生活。老一輩作家熱情扶植青年作者的情景，在我做文學期刊編輯時經常見到，何其芳同誌也是這樣，他總是親自與投稿者通信，待他們的作品發表後還要我通知他們前來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