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山
重慶文聯的老辦公大樓就要拆去。人去樓空，隻留下空樓和一扇扇窗。新的高樓後年將拔地而起。新人必將在新樓裏繁忙工作大展宏圖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立下功勳。數十年來，我曾在這座樓裏勞動，有著與戰友們共同悲歡的歲月。站在樓下，我久久望著一扇窗，那窗下的燈光已經熄滅了，那人已病故五年了，但那身影還存留在我的記憶中，他仿佛還在窗下埋頭地寫。仿佛還在與我爭論什麽，捋著他的短須，說：“那嘛當然……”
我接觸過好些擔負著文藝領導工作的作家。有的有官架子，我不喜歡。有的，和他交往，一起工作，則如朋友，虛心和你商量不懂的，誠懇向你請教。作家渥丹（蘇執、王覺）就是其中難忘的一個。在這幢舊樓的那扇窗下，他奉獻了他的生命。
20世紀40年代的渥丹，在育才學校文學組工作。詩人力揚和他在一起。他寫了數量雖不多但有見地的評論，路翎的小說《財主底兒女們》他就曾以長文評論，寫得很好。爾後，他協助何其芳主編《萌芽》，也寫了一些有質量的評論，並接辦一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沙汀的《困獸記》，40年代的渥丹，將整個靈魂都交給文學了。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擔負著黨的宣傳文藝工作，當各種部門的頭兒。當頭兒，是很難的。1961年文藝八條之後，我獲機會上船體驗生活，寫了散文《船長的女兒》和一些詩，李南力寫了《給敵人送棺材》，殷白寫了《草地炊煙》發表。我的散文楊甦編了，主編鄧均吾在批示中要渥丹決定是否發表，渥丹通過發表了，渥丹勇敢承擔了責任。
在特殊時期，作為評論家的渥丹，他寫評論文章很難，寫一篇影評也要人三番四複地給他斟酌，就像魯迅的《立論》所說的，難。當時我很反感，後來我明白了。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為了起草一個什麽，把楊、小凡和我三人找去，那是一個冬夜，生一盆火，就在那個窗下，從晚上8點寫到第二天淩晨6點才完成；還有一件事，沙汀要詩人雁翼和作家甘犁寫歌劇《嘉陵怒濤》，渥丹要我和李南力參加，但說明，是不上作者名單的，因為我和李南力都不可以打上名字，隻能參加，渥丹向我說：“你要諒解。”他表現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