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敏
我與王覺同誌的認識與接觸，始於20世紀60年代，直到他的離世。
由於從事文藝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和文化、文藝方麵的同行、官員以及各個層級的領導有所往來。按舊社會的傳統觀念，凡是寫作、戲劇創作與演出，音樂創作與演出，各種繪畫作品的製作和創作，醫藥衛生等職業，以此為生計，養家糊口等等，皆統稱為自由職業者。新中國成立以後，過去的所謂自由職業者中的絕大多數都成了國家體製以內的從事各種各類的體力或腦力勞動者和建設者，成了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上述職業者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就成了政府中文化、文藝機構、社團的官員和領導者。在我所交往、接觸和共事的四川、重慶的文化、文藝方麵的同行、官員和不同層級的領導中，王覺是其中印象最好者之一。
從對文化、文藝的喜愛和從事的專業而言，我與王覺同誌有不少的共同話題，但彼此年齡差距較大，在學養、經驗上我更是難以與他相比。王覺早在重慶解放以前就參加了地下黨，隻是在重慶解放前兩年，由於當時的川東地下黨組織遭到了破壞，他才離開了一段時間。重慶一解放他就又回到了重慶，直接參與了接受重慶的文化、文藝方麵的接收工作和解放初期的文化、文藝的初創與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
王覺不僅熟悉重慶的山川地貌，也熟悉重慶的人文生態和曆史沿革。說到重慶文藝方麵的故事掌故，他都相當熟悉，能說出其中的來龍去脈。關於文藝報刊，人脈關係，誰長於什麽文學體裁，寫過什麽有影響的作品等等他都能娓娓道來。記得有一次，我說我因為寫文章需去查閱50年代重慶出版的《西南文藝》時，有一篇討論寫英雄人物是否需要寫缺點時，一位作家發言說，怎麽不能寫英雄人物的缺點，我就親眼看見一勞動模範，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這不是缺點嗎？後來就有個寫評論的人，由此而上升成“吐痰論”，從而受到了一場小小的批判。因為我看到的文章的作者，並未寫明是誰提出的，而是寫“××”隱去了作家的真實姓名。王覺聽了我的轉述以後，立刻就明確地告訴了我作家的真名真姓，以及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我聽了他的回答以後，當時就想，這事已經過去了20多年，又不是了不起的什麽大事，而在王覺的記憶中卻記得如此清楚，真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