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九十年代以來，這一類審美的困惑和道德的困惑在作家中是比較普遍的，不是說作家現在不會寫小說了。
韓少功：這不是才華或者方法的問題。很多小說家的內心似乎無法再激動起來，文壇“心不在焉”。以前有一段時間，文學成了政治宣傳和道德宣傳，是文學的自殺。現在有些作家自詡“純文學”，好像遺世獨立，與政治和道德了無幹係，其實也很可疑。一個叫單正平的朋友曾對我說：否定作品的道德性形成了一種很荒唐的成見：據說《金瓶梅》如果是**書，那絕對是因為讀者心術不正；
你要是高尚的讀者，就讀不到其中的**，隻能感受到藝術之美。這個假話一直沒有人敢正麵駁斥。托爾斯泰當年對莎士比亞的指責也許不對，但他評價文學的精神性尺度，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王堯：需要有一種新的力量來打動心靈。
韓少功：讀者也出現了“心不在焉”，就是說，我們敘事環境和受眾市場也在變化。當年魯迅寫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在很多現代青年看來，阿Q可能純粹是一個搞笑的料，沒有什麽可“怒”的，更沒有什麽可“哀”的。羅中立一幅《父親》的油畫，在八十年代還能激起人們的感動，但在九十年代的很多觀眾看來，什麽糟老頭子？純粹是一個失敗者，可憐蟲，倒黴蛋，充其量隻能成為憐憫對象。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過這一類反應。
在我看來，一個新的解讀係統正十麵埋伏，主流受眾對作品的解讀已經流行化、格式化了，使我們的寫作常常變得尷尬可笑。以前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現在的很多讀者隻能“見利”和“見欲”，任何信號都會被他們的腦子自動翻譯成一個東西：利欲。利欲就是一切。你就是嘔出了一腔鮮血，他們也可能把它當做作秀的紅油彩。這是一種什麽情況呢？也許就是美國那個傑姆遜說的“無意識領域的殖民化”。意識形態不光是一種思想了，它開始向感覺和本能的層麵滲透，毒化著社會潛意識。當然，我得說明一下，我這裏不是指所有的讀者和觀眾——我們對受眾的豐富性還可以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