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離題說幾句廢話。我想，傲岸地站於高山或天上藐視他人的文字固然易像大手筆，但勇於剖析自身的卑微，以求改進和煥發的文字未必就是小手筆。我還想，種土豆和揀土豆，兩者的功績是不一樣的。我的跳舞屬於揀土豆之類，雖也有收獲，但於種土豆類的跳舞遠遜一籌。廢話少說，言歸正傳。
我曾好長一段時間蔑視過跳舞。我妻子比我更長久地鄙視過這一行為（她是鄙視，比蔑視還要甚之）。那時的我怎麽也不會想到的，十多年後（多麽可怕的漫長），蔑視和鄙視跳舞的人卻先後成了熱情的舞者。這裏無須聲明，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和妻子都成不了舞迷，因為這既需天賦又要精力，我們都不具備。我隻是想由衷地感謝，跳舞為我的生命增添了活力，並且改善了夫妻關係。這感謝之情是在猶猶豫豫矛矛盾盾戰戰兢兢的漫長實踐中深重地發自內心的，就像海洋裏山一般的大湧是深深厚厚的水體逐漸醞積所成，而不似水皮上輕薄的浪花隨意而生轉瞬即逝的。這裏還得說句廢話，我隻是想感謝感謝跳舞，並沒歌頌說每個跳舞者都多麽多麽光榮甚或偉大，也不是針對部隊不許軍人到營業性舞廳跳舞的規定而言。說來話長。
1979年末的我國，舞事正如太陽初升前的晨星般寥落呢，我有幸參加了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第一次盛大文學藝術工作者會議（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文藝觀念方麵的更新之見連篇累牘，令我開心得忽如自己駕了國產的解放牌汽車在中國大地上奔馳起來。可是卻還沒見過跳舞（指交誼娛樂性的舞，別種藝術性演出的舞如芭蕾舞、自由舞等是見過的）為何物。會間，好像是團中央（記不準了）在聞際俱樂部舉辦一次大型舞會。文代會隻三十歲以下代表發了舞票，而我是解放軍代表團裏兩名得票者之一，另一個我又不認得。當時拿著舞票真不亞於得了一張出訪資本主義國家的通知書樣忐忑不安。以前在各種批判會上聽說跳舞是諸種不健康生活方式之一，現在我卻被邀請了。去還是不去？獨自去參加名聲不好的活動，領導和其他同誌會對我有看法的，不去呢，票又是大會辦公室發的，扔了而跟大夥去看那些平時也很容易看到的電影或京劇什麽的，不就失了一次開眼界的機會嗎？猶豫再三，我還是拿了票去請示領導。經曆過坎坷的領導看看票和請柬說：“禁了多年的東西又出來了。不過你可以去看看，正好有客人想要今晚的戲票還沒著落。”我就帶著審視不軌行為的眼光惶惑著極不自然地走進舞廳。如果從發自內心的審美感覺說，無論舞廳的建築風格和舞者們的衣著姿容都是美的。但我總以為這外表美裏隱有不潔動機。周長百多米一圈座席上隻我一人滿眼問號在東張西望。這都是些什麽人呢？女的有丈夫嗎？男的有妻子嗎？沒有妻子或丈夫的有稱為對象那種朋友嗎？他們是在和自己妻子、丈夫或朋友跳嗎？如果不是，那為什麽呢？忽然發現一對年輕女子同跳。全場隻這一對同性相舞者，我當即盯住她倆並與那些異性相舞者比著加以研究，同時掏出小本子記錄印象。不想舞曲停時她倆一左一右坐我身邊了，還同我搭了句話“你是記者執行任務啊？”我說記著玩的，便乘機想探問她們工作單位、職務、是否黨團員。她們馬上反問我：“不是記者査什麽戶口？請我們跳舞吧！”我忽然緊張起來，連說不會。因為跟我說話，她們耽誤了一支曲子。再奏一曲時有位起碼五十歲的禿頂胖男人將她倆中更漂亮的一位請去跳華爾茲了。他們的舞步快速而優美，神情極輕鬆愉悅，絲毫看不出別的什麽來。但我還是疑心，要不怎麽專請年輕漂亮的？剩我身邊這個也很端莊，隻是與被禿頂請走那個比稍遜一點。這反而使我有點好感和安全感，敢於壯膽坐那裏向她討問關於跳舞的事了，也許因為沒了伴，有人說說話也比獨自坐著好些，她竟挺願意跟我聊的。這樣別人以為我倆是同伴，就沒人再來請她。中間她和她的同伴曾非常熱情友好地硬把我拉下舞池，一人帶我走了幾步。和年輕漂亮女子麵對麵搭腰握手，窘得我臉紅口訥手腳無措，身子也抖。她們直笑我說解放軍跳個舞就嚇這樣，上了戰場還不得叫敵人嚇趴了哇。見我不堪救藥隻好招呼組織舞會的幾個男同誌來帶我。男同誌也極熱心，仿佛跳舞是項偉大的事業，他們在為事業而宣傳群眾培養骨幹發展隊伍似的。我雖仍不理解跳舞究竟是為什麽，但此情此景忽覺不會跳舞給軍人丟了麵子，舞會就在我這念頭誕生之時結束了。那兩位女伴同我握手道著再見，有個還給我留了家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回到會議住地同誌們都猜說我有了什麽喜事，要不咋會滿麵春風，我才發覺心情確實少有的好，以致夜裏長久不能人眠，直到夢中還與那留了電話號碼的漂亮女子握手搭腰學舞。醒來又不時將夢中情景加以回味，那留下的電話號碼時時帶著鈴響和她的音容慫恿我坐到電話機旁。房間裏就有電話，但我總覺得電話號碼與夢境一樣都是假的，不然她為什麽給我留電話呢，我又不會跳舞。挨到會議臨近尾聲，我終於鼓足勇氣將那號碼撥了，正是她接電話，而且離我很近。她十分高興，約我到她家去玩。那一刻被她坦誠的笑聲感染，我竟答應馬上去。可走到她家門口又猶豫了。她是好人嗎？她說去玩是指學舞還是別的什麽？一想夢中學舞情景我又退縮了，轉身想走時她已開了門來迎我，我便叮嚀自己，一旦發現不良苗頭一定當機立斷毅然離去。她把我領進一道朱紅大門，又進一道朱紅中門，第三道朱紅小門才是她家的獨棟樓門。舉行三四十人舞會不成問題的大廳裏，她的公公婆婆在會客。我才大吃一驚，她公公是中央某重要部門有名的大首長，會的客是某省要員。她把我向她公公婆婆作了介紹後領到樓上她的住室。她丈夫正教兒子寫字。原來她已是兩歲孩子的母親，丈夫是比我英俊許多，工作崗位比我重要許多，各方麵都不遜於我的好男人，而且夫婦倆都是中央機關的共產黨員。她丈夫十分熱情，好像來了自己的朋友一樣，親手削了蘋果，衝了咖啡，陪坐一會兒後說孩子鬧人，便抱了到別屋去，讓我們好好聊。我的那層封閉他人保護自己的小家子氣硬殼，忽然在寬鬆大度的氣氛中被自身內在的壓力脹裂，心靈深處卑微的小人之念隨著一陣熱烘烘的臉紅偷偷溜掉，整個身心浴著純潔氣息，心被淨化了。我們聊到了各自的經曆，聊到了事業和業餘愛好，當聊到家庭生活時，她說她丈夫原來跳舞比我還笨，是她請那位女伴硬把他教會的。她那位女同伴就是她丈夫的舞伴。那晚因輪到丈夫家庭值U帶孩子，才她倆去的。她說她丈夫三十來歲就發胖了，睡眠也不好，不跳舞哪行。她丈夫哄好了孩子又過來和我們一塊聊。那天聊得非常愉快，我要走時她丈夫非要留吃飯，可是孩子又鬧。兩人商量後，決定由妻子陪我上街吃去（那天又該丈夫家庭值日，他說定好的製度不能輕易破壞）。送我和他妻子出門時他說：“朋友了，初次來家還能不吃頓飯！”不消說，那頓飯後我對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和憧憬，我羨慕她的家庭關係和生活方式，尤其讚歎她們別具一格的家庭生活製度。封閉或開放自己，得失多麽不同。如果我死死封閉自己，再過十年也不會有這些新鮮感覺。可一離開首都回家氣氛不一樣了，我不敢把這樣一個朋友跟妻子說，隻試探著先講了跳舞的事。果然妻子正告我：“出息了，敢上舞場了，不定哪天還敢交女朋友呢。以後少出去參加亂七八糟的會！”當時我真慶幸沒說出請吃飯的事，不然非吵一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