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隻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蘇高層會談幾乎不可能再繼續下去。1963年7月，當紅色中國的7人代表團收拾行李準備離開莫斯科時，一切已經顯得不再重要了。北京的《人民日報》似乎準備把這種形勢稱為停滯。紅色中國宣稱：“我們要求的是團結，而不願看到分裂，但是我們不得不懷著沉重的心情指出，所有的事件都背離了我們原來的意願。所有的情況都變得暗淡了。”
一周以來，身在莫斯科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好像根本沒有舉行中蘇會談一樣。克裏姆林宮裝出一種好像最後的決裂從來就沒有發生的姿態。大家都認為會談要繼續進行，而蘇聯的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卻都小心地避開了這個地方。但當被問及原因時，一位莫斯科的新聞主管帶著諷刺的口吻說：“今天是發薪日，他們都去花錢了。”在就一些表麵性問題進行了兩次會談以後，在接下來的7天當中，俄國人和紅色中國的代表隻進行了3次會晤。在一次會談開始前，一位西方記者問一名便衣警察，北京的代表預計什麽時間能到，他聳聳肩說：“你根本不了解他們。……我們昨天就等他們，但他們一直就沒有出現。”
紅色中國的代表們顯然花了大量的時間，坐著黑色大型豪華轎車穿越列寧莊園地區，神秘地往返於中國大使館和代表團下榻的別墅之間。西方記者曾經瞥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安逸地在別墅的花園裏散步。這座宏偉的、淡黃色的高牆背後毫無生氣。隻是在車隊來到時，負責警衛的蘇聯士兵在打開裝在帶有尖頂的鐵門上麵的監視孔向外觀察時露出來的一對靴子才似乎告訴人們這裏有生命存在。俄國人頭一次願意談論中蘇之間的衝突甚至於拿它們開玩笑。但是在莫斯科卻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解決中蘇會談僵局的唯一辦法是毛澤東終止他和戴高樂之間的同盟關係，因為這種戰略夥伴關係能使這兩個“擅長給世界製造麻煩的家夥”互相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