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當紅色中國的總理接受了莫斯科關於參加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47周年的邀請時，共產主義兩大集團減小它們之間的尷尬而顯而易見的不體麵分歧的企圖日益明顯，而這種分歧已變成了對赫魯曉夫個人的偏見。在可預測的未來中消除分歧並不太可能，但是可以肯定，這種分歧在以後的日子裏將會有所改變。隨著周恩來抵達莫斯科與其他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站在一起（除阿爾巴尼亞外），共產主義陣營的反赫魯曉夫時代開始了。
夜幕降臨時分，周恩來與他的6人隨行團抵達了莫斯科謝列梅切沃機場。周恩來的隨行人員中還有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燈光的照耀下，周恩來的麵部表情顯得冷酷剛強。很明顯，隻有蘇聯的新二人政權的二分之一 —— 一樣表情冷峻的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向周恩來表示問候。雖然柯西金獻上了鮮花，但是沒有人以擁抱來歡迎周恩來。
第二天，克裏姆林宮的會議廳裏人滿為患，勃列日涅夫發表了演說，言語之間缺乏對共產主義者聯合的向往，他還極力建議為解決問題而召開世界共產主義政黨會議。一直冷眼盯著勃列日涅夫的周恩來是聽眾中唯一沒有鼓掌的人。赫魯曉夫曾號召在12月15號召開此會議，但那時的目的是準備將中國驅逐出共產主義運動。由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他們的同僚們是赫魯曉夫主義的合法繼承人，所以即使勃列日涅夫近乎獻媚而不再挑釁，周恩來依舊不能爽快地答應召開會議。
雖然勃列日涅夫語調極為緩和，但是他依然堅守赫魯曉夫主義的基本信條。他溫和地讚揚共存反對“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的言論；他主張中國拒絕簽訂禁止核試爆條約，並且一邊要求蘇聯保持戰備一邊叫嚷要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就像西方執行官或政治家允諾一切會變得有效或宣稱他知道其原因一樣，勃列日涅夫宣稱他的目的是“堅決與官樣文章和櫥窗的服裝做鬥爭”。他號召為了改變農業生產的落後狀況要“充分利用物質動力”，指的是利益動力。勃列日涅夫宣布取消對私營農業的“無基礎的限製”——“由農場主、工廠以及辦公室人員耕種的自留地”——勃列日涅夫比赫魯曉夫更清楚這些是限製蘇聯農業產量增加的主要障礙，而此次宣布也是對中國合作社的旁敲側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