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周恩來與他的同誌們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與莫斯科巧妙周旋的才能上。美國的《紐約時報》用了一版長篇文章，試圖證明這一公認的觀點。
周恩來15歲時進入一所西式高中求學，然後在日本上了一年大學，接著回到中國就讀於天津的南開大學。在那裏，如今天許多的年輕學生一樣，他投入了中國的革命運動。他加入了一個叫作“覺悟社”的組織，熱衷於爭論和學生運動。1919年，他因領導學生進行反對《凡爾賽和約》的示威而被投入天津市監獄。在那裏——故事總是這樣發生的——周恩來遇見並愛上了另一個“同誌”鄧穎超，兩人後來結婚了。
那時，身為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員的毛澤東正忙於召集貧窮的學生加入北京一位教授構思的“工讀”計劃，讓他們去法國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一方麵給中國學生一個出國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麵也緩解了法國勞動力緊缺的問題。出獄後，年輕的周恩來抓住了這個機會。在和他的同伴們一起在萊茵河畔的煤礦苦度歲月時，他受到的教育很少，但卻得到了很多思想。不到一年後，他離開了煤礦，立刻開始將法國和德國的中國人號召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
到1924年，當共產黨與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結盟時，周恩來成為國民黨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和蔣介石共事。一年後，周恩來成為蔣的第一任國民革命軍的政委。
周恩來的特殊任務之一是：在上海工人中組織一次起義。他與其他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一起潛入上海，確保了武器和訓練場地，成功地將60萬工人組織為武裝成員。蔣介石發現共產黨試圖削弱國民黨的權力時，他毫無聲息地進入了上海，解除了周恩來的工人武裝並逮捕了工人頭目。而周恩來成功地逃走了。國民黨懸賞8萬元買他的人頭。周恩來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以昂貴的旅館為避難所，還蓄起了胡子，最後設法到達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