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向權力中心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人大常委會上，前四川省省長趙紫陽（61歲）和前安徽省委書記萬裏（64歲）得到了提升，被任命為副總理。趙將成為新的政府領導人，他將“負責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這次國務院重新洗牌再次顯示出鄧的領導層的團結一心，並將繼續開展“四個現代化”運動，即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時代》雜誌新任駐京機構的負責人理查德·伯恩斯汀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的確已經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於政治上充斥著許多不確定性又使之變得非常複雜。
“你們如何看待我們的四個現代化？”一位年輕的工廠技術員問，臉上帶有一種期待的神情，然後又對自己的問題回答說，“理論上是很好的。”他說，“問題是如何執行。工廠現在仍然控製在不懂技術的人手裏，他們根本不懂如何使工廠運作起來。如果你想搞一些新的東西，就好比用腦袋去撞鐵牆。”
這可能是對未來普遍充滿希望的社會中最令人感到憂慮的現象。不過它反映出近來許多中國人的一種不安的情緒。當“四人幫”，包括毛的遺孀江青被剝奪政治權利，新的領導人開始執行務實的政策之後，中國獲得“第二次解放”的第一次快感已經消退。到目前為止，一些消遣的生活方式已被允許：電視上又可以看到言情劇目，可口可樂和三洋錄音機的鮮亮廣告牌出現在人們的視線內，就連一些簡單的個人娛樂活動也出現了。然而，中國的知識界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多少這樣的享樂活動能夠幫助仍處於貧窮落後的中國實現真正的複興。
事實上北京近來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寬鬆和控製。一方麵，政府鼓勵自由的措施，甚至可以就技術和經濟等領域的計劃進行自由討論；而另一方麵，在政治領域至今仍維持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