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能行得通嗎？它到底能走多遠？這些是中國領導人探索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現代化道路時，它的人民不斷提出的疑問。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領導人放棄了以往那種嚴格的意識形態，而轉向相對靈活經濟。中國共產黨已經調整了國家的經濟政策，使地方工廠和農村擁有更大的主動權；政府也給予藝術家和作家新的言論自由，並且冒著風險選派幾千名學者和科學家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所有這些變化最終看來和中國共產黨1949年武裝奪取政權一樣具有深遠的意義。在人類曆史上，像中國這樣一艘巨大而沉重的輪船，能夠進行如此之大的轉變，是非常罕見的。
為了耳聞目睹中國的巨變到底能走多遠，將來還會有什麽改變，《時代》周刊總編亨利·葛朗沃德率領一批編輯到中國對4個地區進行了為期11天的訪問。這些人包括社論編輯拉弗·葛雷絲、《時代》周刊經理雷·凱夫和首席記者裏查得·伯恩斯坦。在北京經過短暫停留之後，他們訪問了中國的農業大省四川省。目前，中國許多關於解放經濟的實驗都是首先在四川省進行嚐試的。隨後，他們乘飛機越過橫斷山脈到達西藏的拉薩（平均海拔16000英尺）。最後，他們一行到達3000英裏以外中國東南部貿易省廣東省。
這些編輯發現中國正在努力實現鄧小平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和軍事現代化。與過去做法大相徑庭的是，地方農村和工廠的領導人逐漸能夠以獲取利潤為基礎自己決定種植何種作物和生產何種產品。在完成國家規定的份額之後，他們現在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可以將他們的某些產品直接出售給其他廠家或者在自由市場上銷售。另外，他們還保留一部分獲取的收益，以便在需要時使用。這些收益主要用來支付工人的獎金，購買原材料和新設備。隨著與其他國家的接觸不斷擴大，特別是與工業化國家，如日本和西方國家的接觸，這不僅使中國引進了新的科學技術，而且使中國認識到進一步地對外開放的必要性。但是，這種模式的現代化對於中國來說存在著許多弊端。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對此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國已經開展了一些宏偉而富有靈活性的計劃，但是這些計劃在長期被集權控製的社會中造成了對立和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