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北京迎來了春天。天安門廣場上的排列成行的紅旗在充滿芳香的空氣中獵獵飄揚，一溜飛馳而來的嶄新的出租車停在人民大會堂入口，車上下來了參加中國的立法機關——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六屆三中全會的代表。然而，在會堂裏麵，趙紫陽總理向2712名代表作了長達15000字的開幕報告，他宣布北京政府即將恢複5個月前剛剛放開的一些經濟控製政策。
全國的電視和廣播都播出了講話片段。這次講話可能是一次坦率的檢討。趙說，自從1978年政府開始放開被官僚體製窒息的國民經濟以來，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滿意的巨大成就”。但是，去年10月開始的改革導致了工資失控，物價暴漲，貸款增多。鄧小平3月對此提出了嚴厲批評，作為對他的響應，趙特別提出了“不良行為”急劇增多，包括賄賂，囤積居奇和向工人濫發獎金。
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向以經濟不景氣而著稱的中國城市注入活力。北京希望，通過改革，能夠給國家的2億工人帶來一些自由企業的激勵。在過去的5年內，8億農民已經嚐到了這種激勵帶來的好處。這個計劃提高了許多工種的工資上限，允許許多工業品，以及食品和住房的價格隨市場因素變動。恐怕最引人矚目的改革措施是北京決定國營企業保留一部分利潤，不用將它全部上繳給國家，以增加再投資和工人福利計劃。
但是，中國的許多商人和官員似乎並沒有明白自由市場體製的細微之處。趙紫陽說，貨幣供應失控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過去一年中，這個問題加快了通貨膨脹這個螺旋的旋轉。1984年中國工人的總工資上漲了21％。實行改革措施之後，工資漲幅最大的一次——46％——是在第四季度。
趙紫陽似乎負有間接責任，因為他允許政府控製的中國銀行和管理國內銀行業的中國人民銀行在過去一年裏向國家經濟注入了大約95億美元資金。事實上，發行的這些紙幣大部分都用於了銀行貸款，1984年，銀行貸款增加了28.9％。趙紫陽指責說，增長的背後是盲目的樂觀：國家新政策規定，銀行過去的貸款業務是確立未來貸款分配額的基礎，銀行正好利用了這一政策。“因此，”趙紫陽說，“有些銀行官員忽視總體利益，競相提供貸款，以增加以後的信貸基數。”企業也有類似的政策，工資標準和以前的工資額掛鉤，它們也“盲目提高工資，發放獎金……以提高工資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