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再來關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農民李玉龍後來的人生命運。因為談廣東的開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後命運。
李玉龍1978年逃港未遂後，又逃過兩次，最後一次終於如願以償，於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後來在香港的命運並未如他所夢想的那樣，工作不好找，斷斷續續幹過一些建築工的苦力活。倒是長安這邊的弟弟先是搞運輸，後來開公司做生意，很快發了財，10年前就在長安蓋了幢四層小樓。李玉龍在1999年便從香港回來投奔弟弟，給弟弟打工，目前幫著照管弟弟在長安南城邊上開設的一家洗浴中心。“在香港日子不好過，我們這些人在那裏隻能做苦工，挺辛苦的，也攢下一點錢，但這點錢跟我弟弟的比就不能算錢了。老家這邊沒走的人這些年都發財了。我現在挺後悔的，沒想到，我們這邊發展得太快了。他們都有分紅，我們這些人就沒份了……”
麵對這樣一個人物，你很難說他的命運是一場悲劇還是一場喜劇。其實，人生的命運真是深不可測。當你朝著你期望的這條路走去時，結果走進的卻是另一條路。
聽著李玉龍這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筆者在想，有一點，李玉龍可能一生也不會意識到，那天在太平公社唯一的窄道上，他和張子彌擦肩而過的那一刻，是充滿了怎樣的戲劇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道無形的國門中，一個正往門裏邁，一個正往門外擠。
其實，這個場景又何止發生在李玉龍和張子彌身上。
門外的人往裏走，門裏的人往外擁，這種頗有戲劇色彩的情景竟成了東莞這扇門剛剛打開時的真實寫照。
在香港人紛紛進來辦廠的同時，東莞進人了又一輪的逃港高峰。東莞誌的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79年上半年，全縣又出現逃港**。4月29日，縣革委會頒布《關於維護社會治安秩序，製止偷渡外逃的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