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講學，最難忘的是在北美，一位金發碧眼的研究生給我提出過的一個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日本文化當作中國文化的子文化，換句話說，日本人也認為中國是自己文化的發祥地，是他們的希臘與羅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對中國卻施以了滅絕人寰的野蠻暴行，你對此又作何認識？”
這個問題，十多年來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雖說我當時很機智地作出回應，稱“這又是一次‘下克上’”。但是，光以日本“下克上”的傳統，足以解釋他們對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戰爭麽？這顯然是不夠的。
從公元6世紀始，日本接連派出4批遣隋使和19批遣唐使，使團人數多時達到五六百人，全麵地學習中國的製度、科技、藝術文化，尤其是儒學及中國化的佛教，為此，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論概說》中就這麽說過：
“把我國人民從野蠻世界中拯救出來，而引導到今天這樣的文明境界，這不能不歸功於佛教和儒教。”
鑒真東渡，為了傳播佛教文化，先後失敗五次，直至眼瞎了，第六次終於抵達日本九州，成為日本律宗的創始者，還把中國的建築、雕塑、醫藥介紹了過去……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陳元贇，更在日本生活了50年，卒於名古屋，當年鑄的梵鍾，迄今還留有他的銘詞：
運丁灰劫，再新琳宮。
琳宮司漏，多孔鳴銅。
警醒旦暮，震覺昏蒙。
百萬千劫，聖德善功。
這仿佛是一個謁語，告誡幾百年前後的日人——這難道不可以說，陳元贇在日本半個世紀，對其民族的根性有著深刻的認識，方可以用此作訓誡？
即便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維新”也與中國人的感悟不無關係，其時的政治家吉田鬆蔭、橫井小浦，對魏源煌煌百卷的《海國圖誌》愛不釋手，他們從中的借鑒與得益，遠遠比當日的中國維新派要多。《海國圖誌》當是東方第一部較完備的近代世界地理典籍，其中對美國的民主製度自有前瞻性的稱許，為此，日人迄今對《海國圖誌》仍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