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史者，信也。
國史氏曰：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本傳記追溯的，已是整整一個世紀前開始影響到中國曆史行程的眾多先行者之一，欲信，更是難上加難。珍貴史料隨時代變遷，淪海桑田，日漸淹沒，然而，這尚非主要的阻隔。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治史者隻注目於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為倫理史觀所拘，留下的幾乎僅是一部政治史，這是傳統，也許無可非議。君不見，金碧輝煌的皇宮帝陵均隻為他們所設，文史館裏青燈黃卷，也隻照得見他們嗜血的業績。又有誰會留意到從事商業工藝，默默為民積累財富的“市儈”？——古書記載，視工者為“末業”。陶朱公以巨賈傳名後世，也隻因他曾為赫赫有名的謀相範蠡罷了。
著名學者嚴複曾說：“蓋言禹之功，不過能平水土，俾民奠居而已。言稷之功，不過教民稼穡，免其沮饑而已。實業之事，將以轉生貨為熟貨，以民力為財源，披之以工巧，塞一國之漏厄，使人人得溫飽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豈過也哉。”在當日，已屬驚世駭俗之言，今天聽起來，可能在許多人仍覺逆耳：怎麽，把興實業的商賈，比做了禹、稷等先皇聖人，太過分了吧？
但曆史總是以它視野的開拓來顯示公正的。沉滯的封建社會，也許隻能有王朝更迭的記載。隨著曆史視野的擴大，人們不難看到，更多人都被卷進了曆史，並創造了曆史。當一代偉人孫中山在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崛起之際，著名革命家、壯烈蹈海的陳天華就已說過：“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這段話，則已在呼籲中國的實業家、大商人爭取自己的獨立地位，以身係革命成敗的氣概邁向時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