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當生產隊長，為了讓我打消“離家遠行”的念頭，他采用了種種懲罰我的手段:罰我去參加挑河——冬天在刺骨的河底冰水裏挑泥壘江壩。我至今記得1975年的那個冬天，我有三個月是在長江邊的堤壩上度過的。白天與壯勞力們一起挑泥築壩，在那風雨交加的天氣裏必須幹完分配的任務。民兵隊員們一個比一個瘋狂，零下幾度的冰冷刺骨的江水和呼嘯的寒風擋不住他們的“哎喲”聲……我隻能跟著大夥兒前進，即使根根肋骨在發出痛苦的響聲，也必須堅持到收工的最後時刻。惟有可能屬於自由的是晚上獨自伏在稻草堆裏偷偷哭泣——至今想起少年時代年複一年參加的那些“學大寨”的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時，我都會渾身筋骨發痛……我們屬於那個年代的青春殉葬者。
也是在這年底，我逃脫了父親的權力控製，爭取到了一個當兵的機會，結果我贏了，成了一名當時青年人都羨慕的人民解放軍戰士。父親無法阻止我離家的理想，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繼續懲罰兒子的機會——他從骨子裏認為我不應該離開蘇州老家。“出去好啥的？”他時常甕聲甕氣地衝我說這樣的話。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我一直公開嘲諷他那是落後的“農民意識”。
“你懂個屁！”對這，父親特別憤怒。
1976年初，我離開家鄉，也離開了父親，開始了屬於我自己的人生旅程。而這一走，就是30多年。在這30多年裏，父親和老家蘇州成了我生命中時近時遠的另一種關係。過去我一直以為在與父親的爭執中我是勝利者，他是失敗者；而對故鄉蘇州，我以為自己也不再因離別它而感到有什麽失落與牽掛——我覺得我的事業和人生在走向另一個美麗的天堂……
但現在我發現，我錯了。
結論是:與父親的爭執，他是最後的勝利者，我則是甘心俯首稱臣的失敗者。與老家蘇州的關係，更不用說，一句話:我永遠是她的兒子，我的生命離不開她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