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使這兩國的共同選擇有了一個將夢想變成現實的可能。
然而，蘇州人與新加坡人初始為了達成這個“軟件”的共識，曾頗費周折。比如關於“園區”到底是個什麽樣，中國人心裏沒底。於是新加坡人動用了10萬美元搞了三個模型，中國這邊看來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種。後來由過問，最後是通過的公子鄧樸方以中國殘聯名義訪問新加坡時將此事確定下來的。
合作進入實質階段後，雙方在理解和共識上的差異與融合就更複雜了。
新加坡人對蘇州人說，你們必須在一兩個月內將70平方公裏麵積的“園區”內的情況盡快搞清楚。
“一兩個月？這怎麽可能？僅測量也得用一年時間呀！”商務談判成員之一的周誌方，曾經當過蘇州市區的建委主任，搞過規劃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裏麵積內的情況是個啥概念，更何況金雞湖那片湖塘密布的爛地方，按中國當時的測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載的時間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材料。
“這你們不用著急，我們有先進設備。”新加坡人對蘇州人說。後來他們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時間，把70平方公裏內的情況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繪出了1000多張各種情況的數據圖。三月菜花開的時候來的，五月就完工了。蘇州人打心眼裏看到了什麽叫先進生產力和運作能力，並且從心裏敬佩新加坡人。
關於“軟件”問題，也是中新談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事，因為它涉及兩個不同背景和不同製度的國家之間的相關問題。新加坡人說的“軟件”其實包括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主要體現在城市發展的近期和遠期規劃、土地的開發利用、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管理、環境的治理和保護、信息的收集處理和應用、投資的宣傳、網絡組織、營銷方式、鼓勵措施等，屬於一般經濟管理的範疇，是建設一個國際化現代園區所必需的，這是完全可以引進的。第二個層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業鎮調控市場的經驗，以及促使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有序競爭、相互合作、和諧統一的做法，屬於經濟體製改革範疇，引進也是可行的。第三個層次主要指立法、執法和廉政肅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麵的經驗和做法，這可以部分地吸收。新加坡方麵認為既然我們是“移植軟件”，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來操作園區。蘇州人哪敢隨便答應——當時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繃在蘇州人的腦子裏，即主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