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再來關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農民李玉龍後來的人生命運。因為談廣東的開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後命運。
李玉龍1978年逃港未遂後，又逃過兩次，最後一次終於如願以償，於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後來在香港的命運並未如他所夢想的那樣，工作不好找，斷斷續續幹過一些建築工的苦力活。倒是長安這邊的弟弟先是搞運輸，後來開公司做生意，很快發了財，10年前就在長安蓋了幢四層小樓。李玉龍在1999年便從香港回來投奔弟弟，給弟弟打工，目前幫著照管弟弟在長安南城邊上開設的一家洗浴中心……
聽著李玉龍這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筆者在想，有一點，李玉龍可能一生也不會意識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張子彌擦肩而過的那一刻，是充滿了怎樣的戲劇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道無形的國門中，一個正往門裏邁，一個正往門外擠。
其實，這個場景又何止發生在李玉龍和張子彌身上。
門外的人往裏走，門裏的人往外擁，這種頗有戲劇色彩的情景竟成了東莞這扇門剛剛打開時的真實寫照。
在香港人紛紛進來辦廠的同時，東莞進入了又一輪的逃港高峰。《東莞誌》的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79年上半年，全縣又出現逃港**……”
好日子即將開始，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管理最開明的地方，為什麽會發生瘋狂大逃港？假如說是因為貧窮，但這種貧窮並非一日之寒，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後再次出現一個逃港**呢？那是如何一個讓人困惑和憂愁的謎呀！
原東莞市文聯副主席鄧慕堯，在本地是個頗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幫筆者解開了這個謎：1978年，中國打開國門後，那些去香港多年沒回來的人可以回來了。他們這次回來探親，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給搞亂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掙了錢。他們回來後大包小包的，有的帶回了電視機，有的買部貨車送給村裏。大家看到這些事後，突然發現香港實在是太令人向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