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親們你一言我一語，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這兒的分田到戶總的時間遠比小崗村要早。那麽到底早多少年呢？現任村支書李方滿的話可能比較接近事實，他說：“我是1966底、1967年初當生產隊會計的。在這之前，我們村上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搞起來的食堂已經停了幾年，記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糧食還是不夠吃，我當會計時，生產隊就研究決定先把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戶。但這一招還是沒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來，社員們普遍反映糧食還是不夠吃的。這可怎麽辦呢？這時我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村上還有70多畝好田好地怎麽種就是上不去產量，而相反已經分掉的那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產量挺高的。總結來總結去，隻有一條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體在種，社員們不像對分到各家各戶的那些旱地和邊角地種得認真，所以生產隊的糧食總產量還是上不去，社員的口糧還是不夠。針對這個情況，生產隊最後決定把剩下的70畝好田也按人頭，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戶……”原來如此。“這事上麵一點不知道？”我問。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們還同意分？”“怎麽會同意呢？”李方滿說，“那是‘文革’最瘋的時候，是打擊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年景!我們哪敢頂風公開分田嘛!”“那你們采取了什麽招數？”“這你問問我們這些老幹部。”李方滿指著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漢，說：“他是大隊的副大隊長，又是三隊隊長，他知道。”有人馬上告訴我，老漢叫李文君。我便讓李文君老漢坐到身邊，請他講講當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漢說：“公社才不會讓我們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於是反革命分子!我們是以種菜地和豬口地等名義分的……”“啥叫豬口地？”我不懂了，便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