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考大學，與其說是為了學習，不如說是為了調回北京。這是第一個誤區。”郭小林剖析自己一生痛失大學生涯時回憶道，“為了調回北京，1980年借調在京期間，我還有過兩次考研究生的念頭。頭一次是寫信詢問北大的謝冕老師，得到的回答好像是當年他不收研究生；時間隔得太久，記不清了。第二次是得到一份招考研究生的簡章之類，匆匆一看就草率決定報考複旦大學吳開晉老師的研究生，好像是中國古典詩詞專業；還跑到什刹海附近的老北師大報名站去報了名。可笑的是什麽情況也不摸底，就在報名之前給吳老師寫了信。在報名站，一位老師看到我的名字便認出了我，原來她是我小學同學的母親。她見我報得不妥，便問為什麽不考社科院新聞研究所辦的研究生院，那是專為新聞係統的子弟而設的，報了準能考上（她知我父親生前在人民日報社工作），我隻得據實以告已給上海方麵寫信了。幾天後吳老師終於來信，說是隻招一名學生且早已內定了。所以，兩次報名結果都是無‘考’而終。兩位老師都是我極敬重的，隻是我其實根本不具備考研的水平，而且這樣輕率，既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也是對老師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對調的辦法回到北京，上大學的動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氣勃勃的郭小林，此時此刻的臉上布滿了凝重的陰雲。“1982年初，我到首屆茅盾文學獎的初選讀書班做秘書工作，在香山昭廟見到剛畢業分配來作協的77屆大學生王超冰，她告訴我，那年他們聽說我報考北大，都想著我能來呢。這可極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而忘記反省自己的不足，隻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這種認識在後來一段時間，甚至發展成了混雜著嫉妒和怨恨的偏**緒——大學生有什麽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們強多了！你們看重文憑，我偏不要文憑！況且，人們把當時社會上一窩蜂地考文憑的做法稱之為混文憑，的確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張紙之後，實際水平並沒有多少提高，我心裏也是有些鄙夷的。可是，不要文憑又不成，晉級、評職稱、分房……我以後的幾十年生活無不受此影響。在幾經猶豫彷徨之後，有一年我終於決定去考成人自學高等教育。一打聽，乖乖！十二門課程，門門不易——又給嚇回來了。1988年秋，我自己給自己鼓了好幾回勁兒，終於又下決心去考民族學院的成人函授大學。那天，好容易打聽到報名地點，沿著民院新樓的樓梯往上攀，見身邊上上下下年輕而富有朝氣的莘莘學子，不知何故就自慚形穢起來，越往上攀越沒了勇氣，到了報名處，看到排在前麵的姑娘小夥兒在登記表上填的都是十、二十來歲，想到隻有自己是個四十多的半大老頭子，就羞臊得不行——其實誰也沒朝我看，自己就那麽渾身不自在。就在快排到我的時候，我的勇氣終於泄盡，終於像逃也似的跑走了。現在回想起來，隻覺得自己真是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想學習、想深造是好事嘛，不丟人嘛，你說你害的哪門子臊！但說是這樣說，做起來可就不容易了。悲夫，非大學拒我，是我拒大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