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第一章的讀者，相信都會為敵人的殘暴所憤慨，也相信都會被烈士們慷慨就義時的那種英雄氣慨所折服。小說《紅岩》就是根據在重慶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裏，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進行殘酷鎮壓和屠殺的史實，以及獄我中共產黨人堅強不屈同敵人展開鬥爭的經曆而完成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紅岩》作者羅文斌和楊益言，以及最初參與報告文學《在烈火中永生》的劉德彬，他們都是白公館和渣滓洞的脫險誌士，親身經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殺。《紅岩》作為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所產生的影響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隨著歲月的流長而久遠。然而，《紅岩》畢竟受限於人物塑造等文學創作和文學文本自身的影響，遠沒能更廣闊、更深刻和更真實地全貌反映出重慶解放前夕敵我之間那種交錯複雜、糾結而又殘酷的殊死搏鬥和人物形態，尤其對敵我兩個陣營在力量懸殊、環境特殊的條件下，彼此所表現出的崇高與卑鄙、忠誠與背叛、人性與狼性方麵的那種豐富與生動、精彩和深刻的曆史本來麵目。這也是筆者為什麽致力重寫“紅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殺，敵人在垂死掙紮時的殘暴以及留給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的那筆血債當永遠記著，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更需要我們黨內和革命陣營內部進行深刻反思的，就是為什麽我們有那麽多優秀的共產黨人被敵人逮捕並在共和國已經成立的日子裏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為什麽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幾乎受到敵人毀滅性的的破壞和打擊？
小說《紅岩》裏對此有所記載，似乎都是因為一個叛徒“甫誌高”的原因，這“甫誌高”也從此成為革命陣營裏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誌高”確實可恨。沒有這樣的叛徒，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裏就不會關進那麽多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當然也不會有後來的“11·27”大屠殺那麽悲憤的一幕。然而，當筆者走進“非虛構”的“紅岩”革命鬥爭史中，抹去掩飾在那些被文學藝術所虛構的成份時，發現了許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嚴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