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第一章裏，筆者曾經提到過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謂的“公審”中，除了塗孝文外，還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華輔。這位蒲華輔，被捕時任川康特委書記。川康特委在組織係統上是與川東臨委平行的地下黨組織，白公館和渣滓洞庭洞的難友多為川東臨委組織係統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華輔。蒲華輔被捕後，特務同時抓捕了他的妻子，連同兩個小孩，一家人一起被關押在白公館，未與其他難友同室關押過，其他難友隻有在放風時間有可能與他接觸。據《紅岩》作者羅廣斌回憶，難友們與蒲華輔性情上不是很投緣，覺得他對人“不大說話”，“態度一直很矜持”，接觸很少，所以我們掌握的關於蒲華輔言論、思想情況的材料很少。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存有一份1950年製的蒲華輔《被難人士登記表》(檔案號：B674)，上麵記載了關於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應，化名：蒲華輔；男，36歲；銅梁人，上海中國公學肄業。1926年棄舊學入銅梁縣中肄業，1927年加入中共，積極活動，被開除，後入上海中國公學，一年後返銅梁縣中任教，領導該縣土橋事件。1930年於渝被捕，囚3年餘。1937年返縣任教，1939年任江北縣委書記，1940年在萬縣工作，下半年又去瀘縣整理組織，1941年起工作於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員會書記。著作不少，精於地理，被國特收括一空。
在整個“紅岩故事”中出現的幾個叛徒中，蒲華輔的年齡最大，黨齡最長，黨內職務最高。他的叛變經曆類似塗孝文，也屬於“先軟後硬型”。他被捕叛變後，交出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特務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數十名地下黨員，其中韓子重、齊亮、馬秀英、張學雲、韓秉煬等被送押重慶並殺害。
蒲華輔被捕，是由劉國定和冉益智共同出賣而造成的。劉國定叛變不久，就向特務交代認識川康特委負責人，外號叫“鄭眼鏡”，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鄭眼鏡”的真實姓名和住址。當時特務先忙於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及鎮壓華鎣山武裝起義，沒有立即追查這條線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務認為重慶地下黨組織已經被打垮了，決定把破壞活動向川西推進，但苦於找不到進一步深入的線索。一天，特務雷天元與冉益智閑聊時，說到劉國定出賣的“鄭眼鏡”的情況，冉益智馬上說：這個人呀，我認識，我們還一起工作過!“鄭眼鏡”真名叫蒲華輔，本名叫蒲文昶，是銅梁人。特務雷天元一聽眼睛就放光了，因為雷天元也是銅梁人，他早就認識原來叫蒲文昶的蒲華輔，雷天元和蒲華輔還是銅梁縣中學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