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沈曾植和康有為這三人對近現代書法的影響可以說是非常深遠和巨大的了。但沈曾植的風範、氣質和書法實踐對近現代書壇的影響和意義應更勝於康有為和吳昌碩，雖然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遠不如康有為和吳昌碩。
“前不同於古人，自古人而來，而能發展古人；後不同於來者，向來者去，而能啟迪來者”，胡小石先生的這句話用於沈曾植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沈曾植提倡“法古為貴”，並指出“筆精政爾參鍾、索，虞、柳擬焉將不倫”，而且他的書法確是自“二爨”、魏晉簡牘、張芝、鍾繇、索靖而來；受他啟發和影響的來者則有馬一浮和謝無量、王世鏜和鄭誦先、潘天壽和陸維釗、王蘧常和沙孟海等一大批書家，他對近現代書法的作用，與楊凝式對宋“尚意”書風所產生的引導啟發作用相類似，均屬於一種“導師”的性質而不是“師傅”的性質，這比自家書體被後人傳習摹寫的意義要大出數倍。
從沈曾植的書論和書作中，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他對獨立思考精神的崇尚、對“變”的崇尚和對碑帖相化、晉魏相合的崇尚。
受時代因素影響，吳、沈、康三人的書作中俱能顯現出一種大氣磅礴之勢，但在吳昌碩和康有為的大氣中卻總是共生共長著一種野氣和燥氣，而沈曾植則沉靜得多。
沈曾植的詩和書有很相似的地方——詩學深、讀詩多、作詩少，故其詩能於險拗艱深中見情；書學深、讀碑多、寫字少，故其書能於古奧生拙中見韻。
“寐叟健在，某豈敢為”，看來在沈曾植麵前，素日大言鑿鑿的康有為也隻能是心服口服了。有意思的是，除了康有為的《書鏡》是受沈曾植所啟而寫之外，甚至連康有為“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鑄周秦孕漢碑”這個理想倒也象是落實在了沈曾植的書法實踐中；更為有趣的是，康有為對方筆的論述，如“方筆用翻”、“方筆不翻則滯”、“行草無方筆，則無雄強之神”、“方筆者凝整沉著”等，則完全象是在闡述沈曾植的用筆了。習碑之風興起後，除沈曾植之外，將方筆運用得非常活泛的還有其前的趙之謙和其後的陸維釗、潘天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