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讀者發現所有的病史記錄都是索然寡味的，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毫無用處。他們的抱怨中包含著厭惡，認為通過病史記錄研究偉人永遠無法理解他的重要性和成就，因此研究那些無論第一個遇到的人是誰都能輕易找到的材料，既沒有用，也不合適。然而這種批評顯然一點都不公平，因為它隻能理解為一種托詞和掩飾。病史記錄的目的從來就不在於使人理解偉人的成就，當然一個人不應該為未完成自己沒有承諾去做的事而受到指責。反對的真實動機也不一樣。我們發現如果我們牢記傳記作家注視他們的主人公的方式是非常獨特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動機。在很多個案中，他們選擇自己的主人公作為他們研究的主體，是因為——由於他們個人的情感生活——他們從一開始就對他們產生了特殊的感情。他們於是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對人物理想化的任務上，目的在於把這位偉人放入他們嬰兒時期的偶像之列——也許目的在於在他身上複現了孩子心中的父親形象。為了滿足這一願望，他們抹去了他們的偶像相貌中的個人特征；他們用內在和外在的抵製抹平了他的生活鬥爭的痕跡，他們不能容忍他身上有任何人類的弱點和不完美的痕跡。因此，他們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事實上是冷漠的、陌生的、理想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感覺上跟我們的關係很近的人。很遺憾他們要這樣做，因為這樣他們就為幻覺犧牲了真理，為了他們嬰兒時期的幻想放棄了深入探討最迷人的人性秘密的機會。[95]
盡管列奧納多本人熱愛真理、渴望知識，他的本性不會阻攔他把瑣碎的怪癖和謎語作為出發點，去發現決定他的心理和智力發展的努力。我們向他致敬，就要向他學習。我們研究他的童年發展必然帶來的犧牲，把給他打上失敗的悲劇烙印的因素收集在一起，並不會減損他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