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民族獨立的熱情不是反動方式就能摧毀的。南美洲人首先站出來反對維也納會議的反動措施，接踵而來的就是希臘、比利時、西班牙和多個歐洲大陸的國家，19世紀開始了民族獨立戰爭的篇章。
如果說“維也納會議能夠這樣那樣，歐洲19世紀的曆史就會完全不同”，但這樣說沒什麽意思。參加維也納會議的那群人剛剛經曆了大革命，經曆了20年持續不斷的可怕戰事。他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給歐洲帶來“和平和穩定”，他們覺得人們需要的、渴望的就是這兩點。他們就是我們口中的“反動人士”。他們真的是不相信廣大群眾有自由統治的能力。他們重組了歐洲的地圖，希望借此給歐洲帶來最大可能的永久性成功。他們失敗了，但並非他們居心叵測，有意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他們隻是老派人士，還記得年輕時期幸福寧靜的生活，非常渴望回到那段美好的時光。他們沒有能意識到許多革命理論在歐洲大陸已經深入人心。法國革命不僅教會了歐洲人民很多事情，還教會了美洲人民一件事，那就是他們自己“民族”的權利。
拿破侖對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都沒有敬意，他在處理民族和愛國願望方麵非常無情。但是早期的革命者卻宣揚過一條新理念：“民族不是政治邊界的問題，也不是腦袋和鼻子形狀的問題，而是感情和靈魂的問題”。他們教導法國孩子法蘭西民族的偉大的同時，也在鼓勵西班牙人、荷蘭人和意大利人做同樣的事情。盧梭認為原始人具有高尚的美德，很快，這些認同盧梭觀點的人們就開始挖掘自己的過去，他們發現在封建體製的廢墟之下埋藏著偉大種族的骨骸，而他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祖先羸弱的後人。
19世紀上半葉是曆史大發現的時期。各地的曆史學家都在出版中世紀的憲章和中世紀早期的編年史，結果就是每個國家都對古老的祖國感到了新的自豪，而很多這樣的情感都來自於對曆史事實的錯誤解讀。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是真是假並沒有太大關係，隻要人們覺得是真的就行了。許多國家的國王和子民們堅定地相信他們的祖先創造的榮耀和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