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獲悉共產國際將在莫斯科召開大會的情報是準確的。
但是，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也將在莫斯科召開，且所有來自全國出席黨的六大的代表先後到達上海，離滬的時間定在了四月底與五月初，一律由上海乘船北上，經大連、哈爾濱出國。因此，蔣介石約見陳立夫，以及陳立夫回到上海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對即將離滬赴俄出席黨的六大的代表，尤其是周恩來等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說到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前後經曆了近一年的醞釀和準備。遠在八七會議的時候，中央臨時政治局已經作出規定，“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弄清大革命失敗後的政治形勢和革命性質，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方針，迎擊敵人的殘酷進攻，領導革命勝利前進”，在六個月內準備召開黨的六大。是年十一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會議，又通過了《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六大“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間召集”，“大會會期和地點，由中央常委決定”。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關於在什麽時候和什麽地方召開六大的問題，因環境關係，中央還未作出決定。至三月底，共產國際來電，讓六大代表去莫斯科開會，這樣，開會地點就最後確定下來了”。四月二日，中央常委開會，傳達了這項指示。
但是，這時周恩來還遠在香港，處理廣州起義的善後問題。當他於四月中旬回到上海之後，方知共產國際“要求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周恩來、黃平立即去莫斯科；並要求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參加六大”。接著，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瞿秋白、周恩來出國負責籌備召開黨的六大，留下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等負責中央留守工作，領導國內的鬥爭。這樣一來，周恩來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準備黨的六大上來。也就是在這期間，羅亦農同誌不幸被捕、遇難，營救陳喬年的計劃失敗，使他不得不分心去組織營救被捕同誌和處決叛徒。另外，他回到上海以後，又看到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又必須參加學習討論，真是忙極了！由於這個《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事關中國革命的大局，有必要作一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