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本傳記文學《龍雲和蔣介石》問世之後，我收到龍雲第四個公子龍繩文先生自北京飯店打來的電話，想來寒舍拜訪。我客氣地答說去北京飯店看他。也就是在這次拜訪中我得識王金陵教授。
在這之前，我早就聽說中國文壇有一位才女，是紅學專家王昆侖先生的女公子，六十年代，父女合寫昆曲劇本《晴雯》；七十年代，翻譯當代蘇聯軍事小說《這裏黎明靜悄悄》。蟲於我知道她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我十分尊敬地叫了一聲“王老師”。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間的私人友情加深，我對她的稱謂由“王老師”改為“王大姐”；她也很習慣地叫我“柱子”。
在我寫的電影《龍雲和蔣介石》上演前後，大姐告訴我準備為父親王昆侖作傳。當時，我信口講了一些想法，並祝願她早日完成。後來，她對我說，由於她太熱愛自己的父親，下筆的視角始終是“我的父親王昆侖”，很難比較客觀地寫一部《王昆侖傳》。我答說：“作傳人和傳主一定要有間距，否則難以公允地評說傳主的一生。”接著，我又亂說了一些所謂甘苦。
1993年歲末，我的《功臣與罪人——潘漢年的悲劇》一書問世。我送了大姐一本，請她批評。翌年，大姐的先生——著名評論家王春元同誌猝然謝世，她那本來就不算健康的身體也因此而受到了影響。一天，她打電話給我：“柱子，我父親的傳記就交給你來寫吧！”對此，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另外，大姐是著名的作家和教授，有著一支力透紙背的筆，且又做了多年的準備，由我這樣一位“綠林好漢”著刀代筆，真是有點在孔聖人麵前賣字畫的意思，故誠惶誠恐地答說：“不！還是大姐寫。”
不久，大姐派她的女婿給我送來了她搜集有年——足足有一尺多高的材料，並說全杈交給我了。我望著這盈尺的資料，想到了我們這麽多年的友誼，遂硬著頭皮答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