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出生在香港著名的實業家的家中，父親主持財政，是絕對的一家之主。而母親則是一位賢嫻的內當家，負責料理家務和教育子女。所以，她從幼年起就習慣於父唱母隨的安逸的家庭生活。另外，她的家庭充溢著中華文化的傳統，幾千年形成的三從四德－―乃至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陋習，也必然對她的成長產生影響。因而當她看見許玉文如此蠻橫不講理的大吵大鬧，而潘漢年卻聽之任之，獨自坐在一邊生悶氣，這實在令她驚詫不已！
董慧生長在殖民地色彩極濃的香港，很自然地會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後來，她投身革命，並在延安學習和生活了兩年，那種同甘共苦、真誠相待的同誌關係使她留戀；再者，潘漢年是她景仰的革命家和情報戰線上的領導者，他怎麽會有這樣一位文化素養很差的妻子呢？他能駕馭情報戰線上的各種類型的戰鬥員，鬥垮狡猾的對手，可為什麽卻對這樣一位妻子束手無策呢？她難以理解！
潘漢年是一位自尊心很強的知識分子類型的職業革命家，他不願意讓部屬知道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更不希望妻子和自己大吵大鬧的家醜外揚。今天這場為離婚碎然爆發的夫妻之戰，他原本希望像以往的吵架那樣悄然了結，可萬萬不曾想到被董慧碰上了，他當時的尷尬情境真是可想而知了！
潘漢年是一位善於應變的領導者，可他卻沒有一點辦法從這種尷尬的境地中解脫出來。他整眉沉吟片時，隻好不理睬大吵大鬧的許玉文，故作鎮定地向董慧問道：
“有什麽情況嗎？”
“香港轉來一份交由你親啟的信件。”董慧原本就是局外人，她一聽潘漢年的問話，遂從手提包中取出一封信件，雙手交給潘漢年。
許玉文出於得不到丈夫撫愛的妒嫉心理，一見董慧那雍容大度的儀態，心裏就像是砸了醋壇子似的難受；當她再一看潘漢年對董慧那彬彬有禮的樣子，就又指桑罵槐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