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潘漢年所謂“違犯紀律”的風波，就這樣經中央出麵暫時平息了。
對此，忠厚的董慧雖然理解潘漢年的處境和心態，但她總認為沒有把所謂南京之行向毛澤東同誌說清楚是不妥的。潘漢年為了表白自己的心境，隻重複了他在淮南根據地寫給董慧的一封信中所持的觀點：
大丈夫不能投機，更不能取巧，自以為是更為下賤。我熟思一切，我發現了我確有特性，決柞常人所能了解。我的長處不在做什麽大事，而在發掘人們脆不注意的東西。換言之，我有靈敏的感覺，而無潑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辮別知識，而乏駕馭旁人之野心。因此，我隻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運用手腕。
事後追論，潘漢年這番頗自負的言詞，是比較客觀、準確地評價了自己。但是，他對自己的弱點―或言之為悲劇性格的剖析，就顯得遠遠的不夠了。特定的家庭環境以及中國的大社會背景，使得他這位文弱書生聰明有餘，魄力不足，遇事瞻前顧後，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甚至委屈求全，一旦遇1：大的政治風浪，他這艘人生之船就難免不被大風大浪吞沒了！
七大就要召開了，各小組開始討論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潘漢年依然是書生氣十足，憑著黨性直言饒漱石在華中局有欺人、弄權、虛偽等毛病。他又不曾想到，在延安也有打小報告的好事之徒，把他的某些意見片麵地匯報了上去。結果是說潘漢年繼續犯“自由主義”，破壞領導的威信，影響了黨的團結。
一名共產黨員，在黨的正式會議上坦腹陳述自己的意見，是黨的章程賦予的權力；對某位黨的幹部―乃至於黨中央主席提出批評，也是黨的章程賦予的義務。但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逐漸形成了一種違反黨內民主作風的習俗：上級就是黨自然，服從上級也就是服從黨。這點，在潘漢年的思想深處可謂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麵，潘漢年“會見汪精衛”這塊“心病”未除，仍心有餘悸，他那種知識分子脆弱性的缺點又暴露無遺，當即委屈求全，檢討錯誤。並“說像自己這樣的‘自由主義’者，蒙被推選為下一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是不相宜的，主動要求華中代表團撤回對他的提名。”這樣，潘漢年就失去了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機構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