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究竟犯了什麽罪呢？據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請求批準逮捕潘漢年的報告中，罪行主要有
一是說他在抗戰時期曾經背著黨同汪精衛進行勾結，並長期隱瞞，欺騙了組織；
二是說他在解放後擔任上海市副市長職務時，在饒漱石、楊帆“包庇掩護”特務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問題上負有責任。
越八年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出的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所列罪行三項：
一是說他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國民黨，充當了國民黨特務”，“暗藏在中國共產黨內從事內奸活動”；
二是說他在“抗日戰爭初期，秘密投降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大漢奸汪精衛進行勾結”；
三是說他“在上海解放後，掩護以胡均鶴為首的大批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並供給盤踞在台灣的敵人情報”，“致使敵機在1950年春天對上海進行了連續轟炸”。等等。
細心而公正的讀者閱畢拙作以後，自然會對上述權威式的判決作出一個結論：否。但是，一向以實事求是為生命的共產黨人為什麽會作出如此荒唐的結論呢？這不能不值得每一個共產黨人深思，並從中引出血的教訓！
潘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大冤案。“在此之前的黨的高級幹部中，像潘漢年這樣直接指控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實屬絕無僅有。另一方麵，因潘案而受株連，後來陸續被捕的有七八十人之多；沒有被捕而由原工作單位進行審查的人就更多了。這些被株連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參加革命工作多年，和潘漢年共過事的老共產黨員，不少人是在黨和政府以及軍隊裏擔任了重要職務的。”
株連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共產黨人是最反對株連的。為什泛、“潘案”―乃至以後的數次運動中―尤其是“文革”中會越株連越廣呢？如果再看看潘漢年的侄兒潘可西老人寫的如下這段話，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又該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