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知道，齊國霸業絕非一木之材可以撐起的，頭一項要務，必是要廣求賢達而用。已經有齊桓公的首肯，新上任的宰相雖然人事不廣，但施行起來也得心應手。很快，八十位辯才無礙、聰慧敏捷的遊士離開臨淄城，滿載財帛，向各國奔去。帶著齊國求賢若渴的信息，也負有暗中打探各國情報的秘密任務，如果用現代的話來說，這是一批“外交情報人員”。由於管、鮑二人早已在各國交通要隘，設立了秘密情報點，或混跡於酒肆旅館，或托身於商行作坊。這麽多年過去，早對各國政局了如指掌，這些又為八十位遊士任務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可想而知，此後從各個地方湧來齊國的，不僅是人才，還有許許多多情報資料。
另一項求賢的政令，便是選薦“秀民”。以往各國施行的多是世官製，如齊國的上卿高、國二氏，便世代承襲、主持國政。當然同時也有任官製並行其中，比如原來鮑叔牙等人被國君任命為少傅便是例子。但被任命之人僅限於“國人”中的“士”，近十倍於“國人”的“野人”（即野鄙農夫），卻因血緣出身而永遠被阻擋在仕途和從軍之路以外。
管仲開始撕開這張網，雖然“秀民”的人數有限，但畢竟是一個開始。這就是管仲心目中與世官製背道而馳的“賢人政治”，這開啟了戰國以後任人唯賢的濫觴，恐怕也是以後兩千年來科舉取士的源頭吧。
然而在當時，這是一個不易之舉，貴族就首先反對。但由於高、國二氏在之前的改革中，已獲得巨大的利益。遂投桃報李，給予支持。領袖世族的二氏，讚成選薦人數區區的“秀民”，於是這項政策才得以實施。為了顯示這個政策的威嚴，管仲選擇在太廟舉行朝會，要求五屬大夫及其僚屬，“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當然，這也要托先王舊製的“合群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集合各方老人，比較民眾中有道的人，樹立典範作為百姓的綱紀。有了這堂堂之言，地方官員便開始積極為齊桓公的霸業搜羅各種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