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們有很多惡行，和老百姓生活關係最直接的就是橫征暴斂了。在亂世維持軍隊，離不開雄厚的經濟支持。所以，軍閥們無不“斂財有道”。
勒征苛捐雜稅是軍閥們的基本做法。軍閥們搶地盤，主要目的就是征稅籌錢。民國時期苛捐雜稅名目繁多，難以曆數，而且年年增加。四川軍閥楊森看到成都四鄉都有挑糞夫在活躍，於是派兵在成都各個城門口把守著，挑糞夫進出的時候要繳稅。這就是“糞稅”的由來。青年郭沫若為此寫了一首歪詩：“自古未聞糞有稅，如今隻有屁無捐。”實在編造不出名目了，軍閥們就“預征”，今年征收明年的稅款，明年征收後年乃至十年後的稅款。反正自己能不能盤踞某地十年都說不準，哪能便宜了當地十年後的“父母官”？
濫發紙幣票券也是一個斂財之道。印鈔票來錢最快，軍閥們就不顧國家貨幣統一，大力發展“印刷術”，發行各自的鈔票。張作霖在東三省、直隸等省濫發奉票。吳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庫券、軍需兌換券；在河南發行四百萬有獎庫券，分配各縣，強民購買。惡果是通貨貶值，票券形同廢紙，物價騰湧。多數地方常常流行多種貨幣，還產生了一個新的行當：貨幣兌換。
鴉片泛濫是近代中國的頑疾。鴉片從栽種、販賣到吸食，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鏈。軍閥們掌握一地實權，本應禁絕鴉片，卻幾乎都無恥地用禁煙之名行種煙之實。他們把直接強迫百姓種煙的機關稱作“禁煙局”，把勘察煙土種植的官員稱為“禁煙委員”，在“以罰代禁”的名目下勒取了大量錢財。山西省的煙稅比田賦多三四倍；湖北煙稅每年兩千萬元，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上海市政府規定每一箱鴉片抽取三百至一千元不等的鴉片稅，而湖南則對鴉片從種植到銷售、吸食的全部環節收取罰金和煙苗稅、印花稅、護送稅、起運稅、過境稅、落地稅、出售稅、煙燈稅等。所謂的煙燈稅，指的是每個鴉片吸食的場所每杆煙燈每晚要繳納從一兩毛到一兩塊不等的稅金。曆屆上海政府勾結租界及青洪幫對鴉片運輸進行保護。比如，在一份1923年政府當局與鴉片走私銷售商簽訂的合同當中規定，國產鴉片上海市政府每箱抽取四百元，土耳其鴉片每箱抽取一千元，印度鴉片每箱抽取一千四百元的“保護費”。此外，運送鴉片的船隻還要以登陸費的名義向上海駐軍繳納保護費，向緝私水警繳納保護費。1926年，根據中華民國拒毒會會長唐紹儀的估計，中國每年至少有十億元消耗在鴉片之上，超過了1929年上海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