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以後，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武漢也岌岌可危，貿易出海口被日軍封鎖，內地鋼材、生鐵奇缺，物價飛漲。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鋼鐵工業對軍火生產的支撐。此時中國唯一的鋼鐵血脈，卻僅有當年張之洞創建、業已停產多年的漢陽鐵廠。
更糟糕的是，日本軍方也早已盯上了曾經被西方媒體稱為“亞洲之雄廠”的漢陽鐵廠。鋼鐵廠一旦落入敵手，後果不堪設想。
1938年3月1日，為搶在武漢失守前將漢陽鐵廠的機器設備和鋼鐵物資轉移出去，鋼遷會正式成立，負責拆遷漢陽鐵廠及武漢附近的鋼鐵廠的機器設備。同時選址重慶大渡口，以綦江鐵礦和南桐煤礦為原料基地新建鋼鐵廠。
當時正在中國采訪的意大利《世界時報》記者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在移動，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集體移民，令人詫異。大批衣衫襤褸的人們通過公路、鐵路和船舶，從武漢、宜昌逃往重慶。這景象是遊牧時代以後，絕無僅有的。
1938年10月，前方戰事緊迫，運輸工具匱乏，從各地撤離的9萬噸物資和上萬名工程技術人員、大批政府機關人員、學校師生和數十萬難民全部擁擠在了宜昌。長江兩岸滯留的鋼遷會機器設備已堆積如山，8000匹馬力蒸汽機亦在其中。
張連科心急如焚：撤遷必經的三峽航道就要進入長達5個月的枯水期，留給鋼遷會的時間隻有不到40天。要在這幾十天裏，完成實際需要一年的運輸量，簡直是匪夷所思。加之能用的船舶所需油料嚴重不足，要在暗礁叢生、漩渦密布的三峽運送一座齒輪3米高的8000匹馬力蒸汽機這樣的龐然大物，種種挑戰前所未有。
危急時刻，被臨時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的重慶籍實業家、“川江船王”盧作孚親自坐鎮指揮，殺伐決斷地將宜昌至重慶的水運路線，調整為“宜昌到三鬥坪，三鬥坪到萬縣，萬縣到重慶”，立刻實行3段運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