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夏，昆明物價飛漲。六七月份，日機不斷侵擾，打亂了同濟大學的教學秩序，威脅師生安全。
時任同濟大學校長的周均時，考慮到昆明地區早有雲南大學，又有從北方遷來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新組合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再將同濟大學辦在昆明也無必要。經全校各部門負責人會商研究，決定遷校入川。
因此，同濟大學“遷建委員會”，已向在川的多名校友發出公函，請求協助尋找校址，尋找適合的落腳點。
與此同時，中央研究院下屬的各科研機構，也在四方打聽，尋找搬遷的地方。傅斯年正在籌劃，把史語所等單位，搬遷到四川等地一個“地圖上也找不到的地方”。
1940年8月的一天，四川宜賓中元造紙廠廠長錢子寧，像往常一樣匆匆趕到工廠，他一到辦公室，就看到辦公室桌上有一封書信。他立即打開一看，卻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母校寄給他的求助公函。公函稱因戰事緊迫，同濟大學在昆明已經無法正常開學，校方請其協助，在四川尋找適合學校教學讀書的環境……
四川宜賓中元造紙廠，也是抗戰爆發後遷移到宜賓的。當時的廠長錢子寧，是從同濟大學畢業的學生。他深知母校遇到困境，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刻，錢廠長飽含校友赤子之心，也想為母校搬遷四川、重慶盡些微薄之力。
錢廠長收到母校的求助公函信後，立即安排好手中的工作，馬不停蹄地開始為同濟大學選址，外出八方考察，四處托人尋找。
那時，宜賓的公路運輸狀況不好，交通大多依靠水路。錢子寧的首選目標是大城市。他首先從宜賓乘船到重慶，在重慶找了幾個地方，問了一些人士，也沒有找到合適的地址，更無法得到重慶方麵的幫助，沒有地方答應接收同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