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鄭佑之、李坤傑、唐大興他們從合川撤回重慶。四川省委決定鄭留在重慶開展地下工作。為了保證黨的機關安全，鄭仍把李坤傑安排在身邊工作，以家庭主婦身份掩護機關。
這年秋天，是中共犯“左傾”錯誤盛行之時，又遭遇霧都重慶的淒風苦雨，21軍“特委會”組織特務挨家挨戶清查，搜捕共產黨人，而且天天在殺人。
由於當時黨內“左傾”錯誤抬頭，在全國提出了以攻打中心城市為目標的冒險主義計劃。四川省委按照上級部署，將各級黨團工會組織合並，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發動兵變和農民暴動。由於指導思想錯誤和準備不充分，武裝鬥爭接連失利，重慶地區黨的各級組織繼續遭到軍閥破壞，損失慘重。
那時，黨一再強調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不斷發展壯大黨組織，搞工人運動，以求急於走向複蘇的革命鬥爭，把大批黨員骨幹調到大城市，用集會講演、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等形式，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暴動，以攻占敵人中心城市，奪取政權。
在這種“左傾”路線的指引下，給重慶的黨組織帶來了巨大損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組織累遭破壞，黨的領導人和共產黨員一個個被捕殺害。反動軍閥為了在重慶清剿共產黨，劉湘提出懸賞“政策”：捉獲一個共產黨員賞銀元100塊，告密賞銀元30塊，偵緝隊更加肆無忌憚地到處搜捕共產黨，搗毀黨的聯絡站。當時一張《重慶日報》刊發了這樣一條消息：
21軍部自頒布獎勵反共條例以來，一般久處該黨**威之下之青年，得此時機，皆紛紛宣布退出。迄至現在為止，除外縣者不計外，過去曾為該黨下死力現已覺悟而參加反共工作，被任為偵緝員者，已達40餘人，每日散布街頭，有如捕雀羅網……
在偵緝隊裏有個叫張天武的隊員，張曾經是“合川行委”的成員，在合川兵變發生後，張被捕後叛變，被安排在21軍“特委會”的偵緝隊，專門負責清查從合川轉移到重慶的地下共產黨員。在張叛徒的帶領下，“特委會”抓捕了從合川轉移到重慶的共產黨員就有5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