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巴中心縣委成立之後，為重慶地下黨開展革命鬥爭，盡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於當時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讓黨的工作舉步維艱，多次遭到敵特的沉重打擊。特別是磁器口聯絡站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讓鄭佑之開始更加深刻地反思。
1931年10月底，叛徒帶領21軍“特委會”便衣，日夜出沒大街小巷，監視公眾場所，先後逮捕了“省行委”、江巴縣縣委、“兵委”機關和“軍支的地下共產黨員若幹。
鄭佑之麵臨重慶當局黑暗陰險的態勢，逐漸意識到再這樣下去，在重慶的黨組織有被敵人完全吞掉的危險。他開始思索保存實力，到廣闊的農村開創革命根據地，等機會成熟時再進行武裝鬥爭。
就在這時，李坤傑從成都到重慶執行任務後，她與鄭佑之相見。鄭向她講：“這段時間我一直很困惑，我黨力量與國民黨的力量相差懸殊太大，而上級卻不顧我們自身的實際情況，為何硬要堅持在城市搞武裝鬥爭？拿江巴中心縣委的工作來說吧，如今已到了岌岌可危、危在旦夕的境地。可有的領導人還不清醒，一意孤行，還想在重慶市組織發動革命武裝，這種以卵擊石的做法我真的想不明白，更不讚同。”
鄭佑之一口氣向李坤傑倒出了心中的苦楚。李聽後說：“我也有同感，在成都的局勢也很艱難，但我隻是一個普通的黨員，隻能執行黨組織的指示。
“坤傑，特別是我們中心縣委設在磁器口的聯絡站，上月被特務破壞了，當場就被抓捕了4人，對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你知道嗎，哪個站的負責人是你帶來重慶的，她叫閔一涵？”
“這個不清楚，隻是從省委有關文件中看到，重慶的黨組織和黨員遭到非常大的打擊。你知道她們被關押在什麽地方嗎？”
“磁器口聯絡站被徹底搗毀了，之後我就沒有得到他們的任何消息，隻打聽到他們4人被特務抓捕了，之後就音訊杳無。我們中心縣委的工作艱難是一個方麵，關鍵是個別領導不顧特殊環境、客觀條件的實際，一味地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我個人的意見他們又不接受。因此，我真不想在重慶工作了，請你回省委後把我的想法向組織匯報，調我回宜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