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本由理想產出。理想者為事實所感召，立之以綱維時會之遷流者也。必有新理想導之於先，乃有新政治實現於後。國人局於現象，鑒吾國政治狀況，大似歐洲十八世紀之初。凡所論列，多摭拾81十八世紀以前之學說，以津津自憙。如天賦人權、小己主義、放任主義，早為西人所唾棄者，尚嘖嘖稱道，自詡新奇。殊不知政治進化，非同機械；發達變遷，均為有意識之動作。凡他國由枉道而得之利益，吾可由直道而得之。他國幾經試驗，由失敗而始得成功者，吾為後進之國，自應采取其成功之道，不必再經其失敗之途。由此以推，則凡先進國回環頓挫，曆數世紀始獲得之進步，後進國可尋得捷徑，而於一世紀之中追及之。然則述西人政治思想之變遷，以為吾國政治思想變遷之引導，誠為今日之急務焉。茲略舉數事如左：一、國家觀念之變遷
古代人民思想，均以國家為人生之歸宿。故希臘羅馬及前代之倭人，莫不以國家為人類生活之最高目的。人民權利，皆極端供國家之犧牲。至唱人權、放任、小己之說者起，乃一變其說，謂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絕不相容；且有謂政府之存在，徒因人類之有罪惡；罪惡一去，政府斯亡，乃至十八世紀以後，新國家主義日益發明，如費舒特（Fichte）、海格爾（Hegel）、瑪誌尼（Mazzini）、加奈爾（Carlyle）、駱司硜（Ruskin）、格林（Green）諸氏，均闡發國家之功能：以為人類一切障礙，惟賴國家之力，可以鏟除；一切利益，惟賴國家之力，可以發達。
在千八百六十四年，英人之思想，以反對國家者為正教，以信賴國家者為異端；在最近數年前，則以信賴國家者為正教，以無政府主義為異端。考其所以變遷之原因，蓋一由國家觀念，大異於前，一由國家功效，昭昭在人耳目，故也。唱人權放任小己之說者，以為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乃兩相妨害之物；國權一伸，民權自不得不縮。近世乃知人民之權利自繇，由法律所賦予。國家權力強固一分，即人民權利強固一分，確認國家無自身之目的，惟以人類之目的為目的。猶經濟學上之富然：富非人生之究竟，乃為求達人生究竟之一途；國家亦非人生之歸宿，不過為人類憑藉，以求歸宿之所在耳。又因列強競爭，日形激烈；人民自繇，僅為此小國家主義所限製，勞勞戰備，日在惴惴戰栗之天，自繇範圍，終嫌狹隘。於是信賴民族競爭之小國家主義者，又一變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國家主義。歐戰告終，國際間必發生一種類似世界國家之組織，以衝破民族國家主義之範圍。此征之於最近西人輿論而可信者也。